景山的晚风-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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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军队不知是计，便蜂拥而入，攻打内城。袁崇焕立即下令发射刚刚引进的西洋巨炮，配之以滚石矢木，后金军队吃了大亏，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重伤，只得全线撤退。这就是“宁远大捷”。　　　　
　　　　当时的朝廷上下，谁也没想到袁崇焕能打这样一个大胜仗。袁崇焕一下子名声大震，先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而那位经略高第，因拥兵不救、折辱诸将而遭交章弹劾，被赶下了台。朝廷上下最痛恨的是高第在宁远激战时拥兵观望，不予救援。不过，在高第看来，他是不便去救。他本来就不同意袁崇焕守宁远孤城，现在仗打了起来，如果袁崇焕打胜了，不是证明他自己原先的战略是错误的吗？对这种打胜了却只能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仗，像高第这样的人能去拼命吗？　　　　
　　　　高第之后，王之臣出任经略。王之臣与袁崇焕意见不合，朝廷为调和关系，干脆把辽东的防务一分为二，山海关内由王之臣负责，山海关外由袁崇焕负责。这种做法不免滑稽，因为辽东防务本是一体，现在却被活生生割裂。对这种划分，袁崇焕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或猜忌；同时王之臣也不会满意，因为他职为辽东经略，本应全线统筹，而现在却只让他负责关内。朝廷的原意是调和两人关系，现在反而弄巧成拙。　　　　
　　　　在宁远大捷之后，形势一度对明朝有利。此年的八月，努尔哈赤因在宁远被击重伤，久治不愈而亡。努尔哈赤临终前曾对诸贝勒说：　　　　
　　　　“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单单宁远一城却没有攻下？！”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接位。皇太极当时面临许多困难。自己以第八子身份接位，并无多大合法性，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统辖2旗，实力最强。而且，努尔哈赤临终前曾明确告诫，要八贝勒共同治国。因此，当时皇太极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宁远惨败，加之辖区内的长期经济衰败，皇太极也不太想在即位之初，就与明朝大动干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想借正面缓和之机，压服朝鲜，以解后顾之忧。　　　　
　　　　天启七年（1627）初，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互派使者，互换书信，进行商谈。皇太极在信中列述了“七大恨”，申诉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的冤屈，表示愿重修两国之好，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就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袁崇焕则要皇太极退出开战以来侵占的城池，归还被俘的军民等等，也就是要后金恢复到从前的地位。双方的筹码不一，很难达成一致。　　　　
　　　　就在和议进行之时，双方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各打着自己的算盘。　　　　
　　　　皇太极乘议和之机，出兵朝鲜，并攻击据守在皮岛（今朝鲜椴岛）的明朝将领毛文龙。朝鲜、皮岛同时告急，请求朝廷支援。　　　　
　　　　而此时的袁崇焕，正忙着布防筑城。当时经略王之臣已被罢职，经略一职空缺，由袁崇焕以巡抚的身份全面统辖辽东军务。袁崇焕掌权后，与总兵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3城，并重新设防。正在此时，朝鲜告急，袁崇焕急命部将增援，而朝鲜却因敌不住后金军队的猛攻，已正式投降。朝鲜的投降，使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使明军失去了从东面夹攻后金的有生力量。　　　　
　　　　天启七年（1627）五月，已取得朝鲜之战胜利的皇太极，率兵向袁崇焕反扑，说是要报努尔哈赤之仇。在其攻势之下，大、小凌河守城之卒溃逃，皇太极乘势围住锦州。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遣使请和。袁崇焕急派祖大寿率精兵4000人，绕到敌后，又派水军东出，试图从背后发起攻击。援兵才出发，而敌兵已至宁远城下。袁崇焕故伎重演，用重炮打击攻城之敌。与袁崇焕不和的满桂，也率兵来增援，合击敌军。后金军队伤亡惨重，城外濠沟尸积如山，不得已而撤出宁远，集中力量攻打锦州。锦州守城之兵奋力抵抗，外部援军也纷纷赶到，后金军队便全面撤退，临撤时，毁掉了大、小凌河两座城池。这就是有名的“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对皇太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明朝来说，似乎是一个转机。不幸的是，朝廷内部的矛盾再次影响到了辽东局势。　　　　
　　　　宁锦大捷后，袁崇焕被魏忠贤手下的党羽交章弹劾。他们说袁崇焕没有及时救锦州，毛文龙遭后金袭击，也是因为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引起的，等等。袁崇焕当然受不了，愤然乞请致仕归里。朝廷顺水推舟，同意袁崇焕之请，而让王之臣复出，指挥辽东军事。　　　　
　　　　不过，尽管袁崇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宁锦大捷还是要论功行赏的。朝廷文武，因宁锦大捷而被增秩赐荫者不下百人。魏忠贤的从孙魏鹏翼虽尚在襁褓之中，却也因宁锦大捷而被封了安平伯。至于袁崇焕，魏忠贤也格外加恩，给他增了一秩。对此，就连魏忠贤的心腹尚书霍维华也觉得太少了一点，因为毕竟是袁崇焕辛辛苦苦打了宁锦大捷，但魏忠贤对这种想法断然拒绝。后来梁启超读到这段历史，曾大发感慨说：　　　　
　　　　“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　　　　
　　　　其实，梁任公只说对了部分。奸臣在内，大概也希望名将能立功于外。魏忠贤在朝廷大杀东林党人时，东林党的同情者孙承宗、袁崇焕则在拼着命守住辽东。魏忠贤当然希望他们能立功于外，只不过功劳要算在或大部分算在自己这位“九千岁”头上，能为自己所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行了。另外，名将不能立功于外，并不一定要有奸臣在内。袁崇焕这位名将，后来在崇祯帝这位明君领导下，不仅没有立功，反而丢了性命，而杀他的人，恰恰不是奸臣，而是崇祯帝这位明主。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袁崇焕复出

　　　　到了崇祯元年（1628）二月，蓟辽总督王之臣以罪罢免。在朝廷大臣们的纷纷要求下，崇祯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此年七月份，袁崇焕至北京，崇祯帝在平台（宫城右后门）召见袁崇焕及群臣。在一番君臣寒暄之后，他即问袁崇焕：　　　　
　　　　“东兵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没，辽民涂炭。卿万里召赴，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具实奏闻。”　　　　
　　　　袁崇焕一听皇帝咨以方略，而且态度亲切诚恳，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便头脑一热，说出了后来有点后悔的话：　　　　
　　　　“臣受陛下特眷，原假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一听，龙心大悦，连连许诺袁崇焕说，只要收复辽东失地，不要说你可封伯封侯，就连你的子孙也可同沐圣恩。边上的群臣一听皇帝这样说，连忙异口同声地夸袁崇焕道：　　　　
　　　　“袁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这一夸，直把袁崇焕夸得心花怒放，似乎辽东之复，已是指日可待！　　　　
　　　　崇祯帝此时已累，便先回便殿休息一会。皇帝一走，有位名叫许誉卿的给事中便向袁崇焕请教，问他凭什么只要5年就可复全辽？　　　　
　　　　袁崇焕被许誉卿这么一问，也只得老实回答：　　　　
　　　　“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也。”　　　　
　　　　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考虑到皇帝为这事日夜操心，我姑且说5年可以复辽，宽宽他的心。许誉卿一听，知道袁崇焕其实也是心中无底，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因此他立即责怪袁崇焕道：　　　　
　　　　“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许誉卿说得也有道理。皇帝英明有为，不是糊涂之辈，你袁崇焕随口说5年可以复辽，到时候皇帝真得按5年之期来考核，你怎么办！许誉卿的话犹如一盆冷水，令袁崇焕冷静下来了。他想起以前治辽的经历，以及朝中的复杂、辽东的艰苦，不由得后悔刚才的失言。因此，当崇祯帝休息后重新踱出来时，袁崇焕的口气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　　　　
　　　　“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迁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这时袁崇焕把价码抬高了，不像开始时那样轻率。他提的那些要求也是实情，如果没有朝廷上下一致，同心协力，辽东的仗就没有办法打下去。崇祯帝觉得有道理，便对身边的部臣说，要满足袁的要求。袁崇焕接着说：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这些话很有分量，听得崇祯帝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当即表示：　　　　
　　　　“卿勿疑虑，朕自主持！”　　　　
　　　　刘鸿训等阁部大臣见机，也向崇祯帝请赐尚方宝剑，假之便宜，崇祯帝立即同意。此时的崇祯帝，满怀希望，只要袁崇焕提出来的，他都答应。在他看来，只要辽东一平，中兴也就指日可待。而崇祯帝越是这样，袁崇焕越是担心。因此他在临赴任时，又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把他心中的想法和担忧，一一写明。他说：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焉。”　　　　
　　　　说完自己的用兵之策后，袁崇焕话锋一转，点出自己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担忧。他接着说道：　　　　
　　　　“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　　　　
　　　　袁崇焕这段话，似乎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他所担忧的，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现实，而亲手杀他的，竟也是爱他知他的崇祯帝。　　　　
　　　　袁崇焕赴辽东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宁远兵变，十分棘手。　　　　
　　　　宁远兵变在袁崇焕赴任前就已发生。起先是镇守宁远的川湖兵因连续4个月未领到军饷，起兵闹事，其余13营也立即响应。叛兵们捉拿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并把他们拘押在谯楼上，形势十分危急。　　　　
　　　　刚刚赴任的兵备副使郭广，与士兵们没有多少冲突，所以说话尚有些影响力。他竭力保护毕自肃，并千方百计筹集到抚赏等银两万余两，交给川湖兵。川湖兵仍不满足，郭广只得又向商民借贷，凑足5万两，才稍稍压住叛兵凶狠之势。巡抚毕自肃也得以逃到中左所（即塔山堡）。他大概是自感罪行深重，或许是对朝廷感到寒心，所以在上书自劾后，便上吊自杀，寻求解脱。　　　　
　　　　宁远兵变，反映出当时官军的脆弱。就体制而言，官军士兵主要是招募而来。明初的那种卫所制度及其兵源征募的办法，此时已名存实亡。既然是招募，则兵员素质首先就得不到保证。在当时，只有没办法的人才会去当兵，而且绝大多数人是冲着兵饷去的。这些兵，管得好就是朝廷的官军，一旦管得不好，那差不多就是盗贼。朝廷4个月不发饷，他们能不闹事吗？　　　　
　　　　这事也怪不得巡抚毕自肃。他虽有治兵不力之罪，但兵士哗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欠饷。说到底，是朝廷拖欠了前线的兵饷。毕自肃虽为巡抚，但本身拿不出钱，只有朝廷给钱，毕自肃才有银发饷。　　　　
　　　　袁崇焕得知宁远兵变后，立即赶赴宁远，与那位能干的郭广密谋对策。袁崇焕的做法，与别人不同。他竟然宽宥了这场兵变的首恶杨正朝、张恩顺，令其充前锋立功自赎，以稳住人心。但像兵变这样的严重谋反事件，总得有人去承担责任。袁崇焕便斩了15名从犯，又把预先知道川湖兵要发动哗变却没有及时上报的中军吴国琦处斩，并罢免了一批军官，以平群愤。当时只有都司程大乐统辖的一营兵士没有参加哗变，袁崇焕特予以奖励。在这些措施之下，宁远才算平静下来。　　　　
　　　　事态虽已平息，但军饷总得发下去，总拖着也不是长久之计。袁崇焕平定宁远后，立即上疏朝廷请饷。崇祯帝便召群臣商议。绝大部分大臣都请求崇祯帝发内帑充饷，以解燃眉之急，因为户部已无银可拨。崇祯帝一想到要动用自己的“内帑”之银，心中就不太情愿，但不好明确拒绝。正在崇祯帝为难之际，聪明的吏部侍郎周延儒体察到皇帝的心思，便出语惊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高论：　　　　
　　　　“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　　　　
　　　　崇祯帝一听，有道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