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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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很难辨认出谁是谁了。至八月，袁化中、周朝瑞也在狱中毙命。最后只剩顾大章一人未死，但也并不是他有什么法术，而是因为诏狱的人怕六人全都打死，影响不好，才把他留下移给法司审讯定罪。没想到天启帝最后仍要把他移回诏狱再审。顾大章实在是怕再回那个地方，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自行了断，于是便上吊自杀，求得解脱。　　　　
　　　　这6位在京师诏狱中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外面受尽折磨。　　　　
　　　　杨涟被逮捕时，士民数万，拥道呼号。囚车所过村庄市镇，都焚香设醮，为他祈祷。杨涟死后，家产被没收充公，总数不足白银千两。老母、妻子无处可栖，由两个儿子乞讨求食供养，官府还要不断催逼杨涟的“赃款”，引起了广泛同情。左光斗死后，地方官对其家族严加追比，其兄左光霁被逼死，其母悲泣而死，整个家族尽破。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暗中随父至京师，救父不成，扶柩而归，昼夜哭号，绝食而死。　　　　
　　　　做忠臣的代价实在是太大！这大概也是人人都说忠臣好，但又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忠臣的原因吧。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甚至在他的党羽中，也有人觉得太过分了。像魏广微，本是名臣之后，却投了魏忠贤，做上了内阁大学士。杨、左之狱，他开始也积极参与。但当吏部尚书崔景荣看到诏狱连连杀人时，心中不安，便要魏广微出面上疏制止。魏广微便上了一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涟等人今天尽管是有罪之人，但从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赃私之事确实，也应转付法司，依据律令定罪，而不应该令镇抚司如此严刑追比。”　　　　
　　　　他这种良心发现式的建议，魏忠贤自然很不爱听，而且很生气。结果是吏部尚书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下了台。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而是因祸得福，没有继续助纣为虐。可见魏忠贤的爪牙虽全是恶人，但恶人之中，也有稍善之人。有些人今日仍是爪牙同伙，明日却可能变成被排挤的对象。恶人作恶，各人因情况不同，其作恶的程度、分寸也会有所差异。魏广微等人已觉得差不多了，魏忠贤等人却认为才刚刚开始。结果是前者必然被淘汰。正如魏忠贤用天启帝的口气所说的那样：　　　　
　　　　“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不大相侔。”　　　　
　　　　意思十分明确，即祖宗之制刚刚恢复，尧舜之治也将开始，你们却说什么朝政一日乱于一日，违反祖宗之制，不合帝王之道，真是岂有之理！　　　　
　　　　魏忠贤当然要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　　　　
　　　　不久，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斩首并传首九边。而直接导致辽东惨败的巡抚王化贞却没有同时被斩。不仅如此，御史梁梦环检举说熊廷弼贪污了军饷17万两，至于他是怎么核算出这个数字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熊廷弼的账本早就毁在广宁。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了。另一位御史刘徽紧接着就检举熊廷弼有家资百万，应该没收以充军饷。因为在他看来，熊廷弼既然仅贪污一项就多达17万两，再加上纳贿之类，说他有家资百万也不为过。置人于死地重在推理和联想，并依此形成证据，况且熊廷弼这时也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真正受苦的是熊廷弼的家人！　　　　
　　　　既然熊廷弼贪污了17万两军饷，铁证如山，那么他的家人就应该退赔出17万两来。熊廷弼的家产虽然不足17万两白银，但谁又能保证不是被他的家人转移藏匿了呢？因此，他的妻子自然要被凌辱，他的儿子只有用刀抹脖子自杀。而他儿子的畏罪自杀，更证明上述推论是合理的，追赃必须继续。这下该轮到熊廷弼的姻亲族人倾家荡产了。　　　　
　　　　当然，也有人要为熊廷弼鸣不平。武弁蒋应阳，竟然要为熊廷弼喊冤，结果，被立即处死。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讽刺，也被以诽谤罪处斩。其同乡长洲人陈仁锡（编修）、文震孟（修撰）也受株连被削籍。　　　　
　　　　天启五年（1625）十月，辽东督师孙承宗被罢免，高第代之为经略。　　　　
　　　　孙承宗这位带有东林党色彩的主帅，在辽东经营得不错。他在山海关外，先筑宁远城，进而守锦州、右屯、大凌河（即关外三城），开屯田5000顷，起用名将袁崇焕，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但他与魏忠贤不是同路中人，魏忠贤虽要用之守边，但始终不太放心。至此，魏忠贤才下决心让其下台，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高第。　　　　
　　　　高第胆子比较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十余万石粮粟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亏得当时的宁前道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抵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努尔哈赤也因此急愤交加，病发而亡。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血洗“东林”（3）

　　　　天启五年十二月，朝廷张榜东林党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东林党人如此罪大恶极，就应该把这些人公布于天下，不仅要让他们现在臭名昭著，而且也让他们遗臭万年。御史卢承钦说得好：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像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宫、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有了这句话，内阁自然也就让他削职回乡。没想到这位周顺昌，在老家吴县乡居时，仍不收敛。魏大中被捕后，囚车路过苏州，周顺昌不仅请客摆酒，与魏大中同起同卧三天，还要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魏大中的孙子。当押囚的旗尉几次催魏大中起程赶路时，周顺昌千不该、万不该，竟当众指名道姓痛骂魏忠贤。魏忠贤听到后，能放过他么？这几句话后来要了周顺昌的命。　　　　
　　　　周宗建，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弹劾魏忠贤的，甚至还指责魏忠贤目不识丁，大揭其短。李应升、黄尊素等人，也都是积极追随杨涟攻击魏忠贤的。魏忠贤大概至死也不会忘切李应升奏疏中的那几句令他胆战心惊的严厉之辞：　　　　
　　　　“忠贤之罪千真万确，无可复辩。千罪万罪，又不胜辩。臣为陛下计，莫若听忠贤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为忠贤计，又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而不可得！”　　　　
　　　　这种杀气腾腾之语，魏忠贤岂能忘记！尽管魏忠贤人在京师，但对这几位乡居江南的宿敌并没有放松警惕。沈潅之弟沈演，时时监督，定期向魏忠贤汇报。苏杭织造李实，也密切注意江南动向。后来，魏忠贤干脆找来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永贞，用李实的名义填写上奏，弹劾这一批东林党人。具体罪名是，周起元为苏松巡抚时，私吞钱粮几十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图谋不轨，并顺手把周顺昌等人的名字写了进去。然后矫旨逮此七人，下诏狱。　　　　
　　　　在缇骑逮捕这7人时，江南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高攀龙在家乡无锡得知消息后，知道在劫难逃，便先去道南祠（宋代无锡先贤杨龟山祠）拜谒先贤，为文以告。然后回家，与两位学生及一位弟弟饮酒于后花园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诀别。到晚上，便给皇上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遗表》称：　　　　
　　　　“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　　　　
　　　　高攀龙真正实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诫。他以一死抗争邪恶，恐怕也保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读书人的尊严。不过，他这种举措及其内涵，不会被那些把自杀一向视作是畏罪、自绝的爪牙、帮凶所看重，也不会被那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观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师的缇骑到达苏州后，遇到了大麻烦。周顺昌为官清廉，为人好义，而且为家乡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周顺昌被捕之日，全城几万人不约而同，都举着香要为周吏部请命。执行逮捕的缇骑，见此情形，十分生气，大声斥骂道：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如此！”说完，便大呼囚犯（周顺昌）何在，还把铁镣手铐之类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掷，铿锵有声。这批为天子卖命的打手，原以为只要拿出点气势来，便能吓得住文弱的苏州人。没想到一向文弱的苏州人一下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一人，其余负伤之人，惊得跳墙逃走。　　　　
　　　　当时另一支准备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人马，也正好泊船在苏州胥门之外，被苏州人围住痛打，船也被击沉。缇骑跳水而逃，才活下命来，但把捕人的凭据驾帖弄丢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缪昌期、周应升的人马也遇到了类似的抗争。　　　　
　　　　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当地官署，自投诏狱的。　　　　
　　　　据说魏忠贤接到苏州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