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教父-第1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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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铁本公司工业总产值3。69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
2002年，钢材市场供不应求，铁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戴国芳筹划东安老厂区的移址扩建项目，长江沿岸是理想的迁址地。同年，常州市准备在长江沿岸辟出3万亩左右的土地作为产业基地，使之成为常州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发动机。
铁本公司最初的计划只是建200万吨宽厚板项目，占地2000亩，累计投资10到20个亿，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是在常州市政府的鼓动和全力支持下，计划迅速膨胀成为包括840万吨炼铁、炼钢产能、冷轧硅钢片、3500毫米宽厚板项目、热电工程等在内，总投资106亿元、规划用地5988亩的投资规划。
铁本公司原本仅计划在镇江市下属的扬中市建立一个码头和料场占地500亩，不打算上工业项目，但是一直批不下来。扬中市不愿意只建为外市工业配套的码头，而自己没有项目。戴国芳迫不得已只好陆续增加焦化厂和硅钢项目。铁本在扬中市的项目也一步步膨胀成为一个总投资8。5亿美元的外资项目——“铁本硅钢及自备码头项目”。扬中市为了全力支持这一项目，将规划用地从500亩急剧增加到3450亩。
戴国芳为运作以上项目，首先于2002年5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香港鹰联亚洲有限公司（简称鹰联公司），注册资本100万港元。此后，铁本公司与鹰联公司先后合资成立了常州鹰联、常州国贸、常州国昌、常州恒泰、江苏国力等钢铁有限公司以及镇江硅钢有限公司，鹰联公司还独自成立了镇江铁本焦化有限公司。以上7家合资企业外方应缴纳注册资本金1。7972亿美元，仅常州鹰联公司注册资本金1200万美元到位，其中外方出资300万美元，且企业涉嫌抽逃注册资金，镇江铁本焦化公司注册资金部分到位，其他5家没有任何资金到位。
铁本公司为实施840万吨钢项目，把项目化整为零，拆分成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并向省国土部门申报项目用地，原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先后违规、越权或不按程序批准了相应项目，扬中市发展计划和经济贸易局和外经贸局违规越权联合批准铁本公司和鹰联公司合资设立铁本焦化有限公司，在镇江建设焦化项目。到铁本项目下马时，银行对铁本及其关联公司的授信总额为43。4亿元，其中贷款25。6亿元，银行承兑汇票11。08亿元，贴现2。39亿元，信用证4。32亿元，除去中间重复计算的部分，银行的实际信贷在30亿元以上。
在铁本项目中，土地的名义出让价格为每亩11万元，而土地的市场价格为每亩40万元，常州、扬中工业用地的开发成本为每亩15万元——20万元。以铁本实际占用土地数量6541亩计算，地方政府以低价出让土地实际上为铁本项目提供了18。9亿元——26。2亿元的投资补贴。
在铁本项目中，铁本及其关联公司在新建项目中的自有资本金投入仅为1亿元——2亿元人民币。而项目总体投入中，银行信贷在30亿元以上，地方政府已提供的土地资本在20亿元以上，总投入在50亿元以上，自有资本金投入不足项目总投入的5％。如果项目建成后遇到市场环境不理想，铁本及其关联企业只须承担总亏损之中比例非常小的一部分，损失主要由银行承担，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资本承担。
在铁本事件中，戴国芳原本计划的总投资额仅为10亿元——20亿元，并采用自身积累资金滚动投资，但是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巨额土地资本的利诱以及大量银行贷款的推动下，靠不到两个亿的自有资本投入撬动100多亿元的建设项目，远远超过自身的投资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进行过度的产能投资。
官方媒体列举了联合调查组的发现：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征地拆迁；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
“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有关部门对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等10名犯罪嫌疑人已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并给予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顾黑郎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留党察看一年；撤销曹建新常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宦祥保扬中市委书记职务……
吴天然就和吴天彪坐在一起分析这件事，吴天然说：“天彪啊，在这次事件中，我估计戴国芳会有很多的迷惑。”
吴天彪说：“二哥，这件是中央调查组下的结论，一切都很清楚，他戴国芳能有什么迷惑？”
吴天然说：“这些年你在生意场上肯定离不开和政府打交道，很多事情，你比我更了解。我敢说，这个戴国芳恐怕至少有三点迷惑。”
吴天彪说：“噢？”
吴天然便一一列举起来。
第一，他弄不清自己提功臣还是罪犯。
戴国芳出身贫寒，初二时辍学在家。他干了几年泥瓦匠，后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和他父亲一起到处收废铁，然后卖掉赚些差额。他发现，炼铁的利润要比废铁买卖的利润高很多。
在有了初步资金积累后，戴国芳购进了三台30吨的小电炉炼钢。后来他又承包租赁了濒临倒闭的六个国有钢铁企业，这让戴赚到了更多的，钱。1996年，戴在常州注册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戴国芳之所以取“铁本”这个名字，就是要以“铁”起家，慢慢发展壮大。
2003年，公司正式改名为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当年形成了从矿粉进厂，经过高炉炼铁、转炉炼钢，最后加工成中板、矽钢板、螺纹钢、线材成材出厂的一整套炼钢生产线。铁本公司钢产量历史性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纳税近5000万元。
多年以来戴国芳就是一个勤劳本分的劳动模范，甚至是“一个人救活一个厂”的精英。现在却要住进监牢了，他无法理解。
第二，他弄不清这次的顶风翻船是政府行为，还是他的个人行为。
一开始，铁本公司最初的计划只是建200万吨宽厚板项目，占地2000亩，累计投资10到20个亿，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发展。
但常州市政府却极力鼓动铁本的进行扩张，当地银行对铁本放贷的胆量和速度更是惊人，在短短的几周之内，戴国芳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戴原本并不够宏大的计划，终于在多方的推动下，膨胀成一个工程概算超百亿、工程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而且整个项目所在的常州市高新区管委会在2003年9月17日一天内，就批准了立项拆分的12个基建项目。一切显然都是政府在推动，但是现在，更高一级的政府却以底气十足的理由否定了地方政府。一夜之间，地方政府像极了一个听话的孩子，一切听从上级领导的安排，把戴国芳直接推到了中央检查组的面前。
除了听领导的招呼之外，银行对铁本的热情还缘于自身利益。一位铁本高管说，“银行是占了大便宜的，它贷给我们1亿元，我们不拿现金，直接存在银行的账户，开出1亿元的承兑汇票，然后拿这承兑汇票去做生意。银行的账上就体现为贷款1个亿，承兑汇票1个亿，它们业绩翻番了，我们只是拿到盖了两个章的一张票据而已。”
在看守所里，戴国芳伤心地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第三，他想说话，却找不到地方。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小小的戴国芳有多少空间可以表达，有多少话语权来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他似乎像一个皮球，先被人兴高采烈地游戏了一阵，接着就被另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一脚踢爆了。
可是平心而论，一家企业的管理经营与它背后政治身份之间的幽深关系，除了作荒诞之理解，谁又能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
戴国芳的故事与一份文件紧密相连。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戴国芳从此时运不济。他的沉浮却呈现出某种自己不可把握的命运感和悲剧感，这让很多局外人或多或少想发出一点无足轻重的唏嘘之声。
听了吴天然的分析，吴天彪深有感触地说：“二哥，你说的不错，商人和政府一旦翻脸，很多事情根本就无法说清楚。并且吃亏的肯定都是商人。这种卸磨杀驴的事，我见得多了。”
吴天然说：“天彪啊，我也知道，你的这个钢铁项目若是经正当的审批程序走，没有三年不能开工。而按照你现在的预测，国内钢铁业还将持续10年的红火，如果不超常规发展，企业会丧失发展机遇。因此，你现在和戴国芳一样，走的是三边道路。”
吴天彪问：“三边道路？”
吴天然说：“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其实我们这也是在打擦边球，现在看来，真有点骑虎难下了。”
第四卷 风云突变 第305章 借尸还魂
在国家近期的高压政策下，吴天彪的钢铁项目陷入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吴天然在弟弟面前也没有刻意去强忍喷薄而出的一串响屁，吴天彪问：“二哥，你这是啥情况，响屁不断？”
吴天然说：“这是在非典期间落下的毛病，心里一急，屁就多，自己还没法控制。”
吴天彪笑了笑说：“二哥啊，你现在可是县委书记，总得注意自己的光辉形象吧。你得赶快去医院治治。”
吴天然也笑笑说：“天彪啊，我找了几个医生，中药、西药没少吃。可这几个医生所开的药方也和我的下面一样，说得很响，其实也是屁话，一点疗效也没有。”
吴天彪说：“二哥，领导干部无小事，你可得注意了。”
吴天彪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了一声巨雷般的响声，这次的响屁如同是一个炸弹突然在办公室里爆响。
吴天然站起身，活动了一个身子说：“现在感到畅快多了。老祖宗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吴天彪说：“二哥，这几句话我好你也听说过，不过能联系到屁的人，肯定不多。”
吴天然说：“我这是活学活用。对了，天彪，现在的这个形势，你打算咋办？”
吴天彪搔了搔头皮说：“咋办，我都快愁死了。”
吴天然给吴天彪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商人是没有办法和政府直接对抗的。
早在1720年，英国政府就颁布了一个“泡沫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是管理私人企业。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个法案的最终目的，只是帮助国有大公司发展。而更早的1700年，英国私人企业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也是被政府严格禁止，因为政府需要保护国有羊毛经营商的利益。而同一时期的法国，政府管制经济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法律禁止法国人生产、进口和销售印花棉布，惩罚的措施从服苦役、蹲大牢，一直到判处死刑。经济学家赫可歇记载了法国北部城市瓦朗西安一次残暴的处罚事件：77个非正规经营者被判处绞刑，58人被送到轮式刑车上进行折磨，631人被迫服苦役，1人被流放，没有一个销售过印花棉布的私人幸免。
吴天然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接着说：“今天，咱们站在这里审视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的商业悲剧，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体会更多的则是历史的荒诞和先人的短视，很难相信一块没有经过政府允许销售的印花棉布，就会导致一个个生动的、具体的经济人失去自由，丧失生命。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民营的企业家，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了政府手中的指挥棒。我们应当做到顺势而为，而不是顶风行船。”
吴天彪说：“这个我明白，但我还是不愿看到已经投进去的几千万真的就打了水漂。”
吴天然嘴上没说，心里却说道，损失几千万也总比坐牢强吧。在吴天然看来，对铁本事件中的戴国芳要做出客观的评价，估计要到多年以后了。他当然不想看到天彪现在的作为只是在若干年以后被人肯定，而现在却被关进大牢。
对于铁本事件来说，也许到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人也来审视今天还在继续上演的戴国芳事件——他因为钢铁经营深陷囹圄，他的亿万身家付诸东流，他的铁本梦想灰飞烟灭——人们可能不会再去重视宏观经济的秩序、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政府的管理意志，而可能会更多地站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平台上，观察一出已经散场的商业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