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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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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末日也没有人能答复了。”另外,季羡林还以屈原“天问”的方式,替老舍提出了设问:“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他猜想,老舍是决不会后悔回到祖国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739另外,在老舍逝世20周年时专门写了小说《八月骄阳》以示纪念的汪曾祺,同样认为:“老舍的死是悲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老舍有两个选择:一是司马迁之路,忍辱负重;二是屈原之路。老舍先生选择了屈原的道路,用生命给我们不够民主的制度敲了一记警钟。”740不难看出,汪曾祺也是更愿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并把老舍当成一个殉道的圣者。不过,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他发出的疑问来得更深沉而凝重。事隔20年,在来读他的这段话,也未觉过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对老舍先生的悲剧性深思得不够。一个专写劳动人民,歌颂共产党的作家,在旧社会闯荡了大半辈子,却死在了新中国,这不值得深思?”741也许作家白桦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的,他和老舍有过接触,认为老舍“在五六十年代的自我感觉过于好了!似乎他是唯一受到信任的作家,对青年作家经常持训诫态度,百分之百的权威立常这一切和后来的投湖是一致的!即使投湖,他并没有觉醒,更多的是委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悲剧。屈原沉江是‘圣者’,老舍沉湖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滑稽了!742在此顺便提一下,关于老舍如何对待青年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浩然与白桦有着相同的记忆,认为老舍对青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关心。浩然曾要出版一本小说集《北京街头》,给老舍写信,希望能写个序。老舍回信说工作忙,顾不上。“青年作家都有这感觉,老舍对我们这些工农兵作家不太热情。……说他架子大。林斤澜下乡采访,回来向他汇报,他都不耐烦。”743但像邓友梅,他就觉得老舍“对年轻的作家没有架子,特别对文联有点文学热情的,他很热心。”744而且,在50年代初,除去公务,老舍十分爱揽“闲事”。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的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一幅中堂展销时连四十元都卖不出去。有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他,希望他能买下来。老舍掏出几十块钱给了人家,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补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对市文联说,国画家也是团结的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画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整修天安门,他又以文联的名义向有关领导人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没着落,非常同情。他就向市文化局和文联反映,解放以后,人们不迷信了,算命瞎子也就没生意了。而他们大多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该文联、文化局管吧?在他的倡议和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745汪曾祺也有这样的“记忆”:“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忌,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汪曾祺还意味深长地特别强调,老舍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746

  太平湖的余韵(3)

  这不禁给人们留下疑问,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老舍?还是哪个都是真实的老舍?还是回过头再来看我所采访的作家、学者对老舍之死的不同认识。王蒙认为,如果说老舍自杀是骨气的表现,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很多挨过打,受过更多侮辱的人,却活了下来,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就缺少骨气呢?他还是觉得老舍因为一辈子都没有受过那样的侮辱,所以他无法咽下这口气,无法忍耐,无法忍辱负重。肯定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绝望。747
  邵燕祥认为,老舍之死“虽然客观上有抗争的意味,但他不可能去考虑自己的死有哪些社会意义,死首先是要毁灭自己。”748
  钱理群坚持认为,老舍的死是带有偶然性的。因为如果是以死抗争,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经下定决定去死了。“我觉得从个性来说,老舍也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刚烈的、宁折不弯的,他还是……外圆内方型的。”他不是要以死抗争什么,而是已感到无路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后的一个点,不能再让了,我的妥协、迁就、让步已经到终点了。这一步无论如何跨不过去了。”749
  严家炎则认为老舍投湖,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在一定意义上,激愤也是骨气的一种体现。但他不认为老舍自杀“是出于对整个政权表示一刀两断。他对‘文革’是无法理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无法理解。开头还真是诚心诚意要跟着,尽可能让自己慢慢理解它的意义。他反抗的对象我认为仅是批斗他的那些人,说不上对政权的否定,如果这样说,我觉得提得太高了。”750
  看来,如果说抗战时期的老舍具有陆游式的血性,相对容易,也几乎没有任何疑义。因为,彼时彼地,他确实像陆游一样,在外侮面前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许多文章里留下了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生的意志顽抗着一切的困难,生或死全凭今日的挣扎,没工夫去顾虑什么。生命的第一句口号是勇往直前,不管不顾的向前冲杀是它的最原始而最聪明的战略。”751“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752“只有那舍不得命的人哪,/藏在家中-……今天你若是怕牺牲啊,/国破家亡!753“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754“出来吧,艺术家们-……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755“在抗战的今日,凡是为抗战舍掉自己的性命的,便是延续了国家的生命。”756“凡是要救世的都须忘了自己,丧掉了自己的生命。”757“我们多少多少英勇的男儿已把血流在战场上,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死而无怨的,因为他们一向就以舍身报国为志愿与光荣,他们死在战地正是了却生平的心愿,而且激动了别个男儿的雄心壮志。”758老舍写的很多抗战诗歌,也都明显表现出宁为玉碎的血性与舍身成仁的气节操守:“我为谁扛枪,/我为谁吃粮?/还不是为保卫百姓,/我才舍身上战场?!759“命可舍,/头可碎,/要保住伟大中国。”760“为国尽忠死,/千年留美名。”761
  然而,若把“文革”伊始的老舍之死,仅单向地定性为“与屈原同例”,并由此给老舍之死盖棺定论,就没那么容易了。其实,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投江,也并非只有一种解释。我一向觉得,屈原是屈原,老舍是老舍,一切自杀者的生存还是毁灭,各有各自复杂的原因,相同点也许只在都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主动终结自我生命的物理时间。其他则不好同日而语。相比较而言,倒是作为老舍至交好友的冰心说得非常质朴、实在,她把“抗争”、“绝望”与“脆弱”三种因素合在了一起。她认为,以她对老舍的了解,老舍是有可能选择自杀的。当他听说老舍自杀而死,一点没觉得奇怪。“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出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762
  而同样因被批斗自杀过,后却被救活的萧乾,首先以为,在“文革”那样的灾难岁月,自杀和他杀是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已没有区别。另外,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意欲选择自杀,头脑是清醒的,但对是否要以此举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操守,“不可能这么明确,主要是绝望。当我看到家给砸烂了,搜集多年的欧洲版画一股脑儿被扯个粉碎,……先求个人解脱了再说。”763
  以萧乾的分析,“像我还是经过些斗争风浪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成死老虎了,都受不了这个辱。何况老舍,在解放后那么顺,又是‘人民艺术家’,跟周总理关系那么好,哪受得了这个。”萧乾清楚地记得,从1951年到1954年的每个五一节,到天安门游行的文艺大军,队伍前面一直是老舍和曹禺。另外,斯诺曾在60年代写成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提到,他来华时在宴会上碰到老舍,并打听萧乾的近况。老舍回答说:“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毫无兴趣。”764并坚持说,中国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员被遣送到农场劳动。萧乾分析,不管老舍这么说,是否在替官方表态,至少从表面上看,“像他这样政治一直风顺的肯定经不桩文革’这一戗。”萧乾以为,邓拓也是这样。“傅雷多少不同,他是个纯书生。而老舍和邓拓不是。”765
  但不管怎样,我很赞同杨义所说:“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活下来抗议,看到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顽强的东西。”766
  巴金正是如此,面对灵与肉的双重摧残与折磨,他好几次都想自杀。“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让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能力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767
  回到老舍,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他曾加入过基督教,应当清楚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是视自杀为禁忌与有罪的。不仅自杀者的尸体不允许埋在教会附近的“圣地”,还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拖尸示众,财产充公。这与在“文革”中,将自杀者视为“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并无二致。换言之,“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种对待自杀者的态度无疑是中世纪欧洲那种习俗的现代版本,即决定人瞬间生死的权利在“上帝”手里,在“上帝”行使权利之前,要是有谁选择自我了断,那对上帝来说多丢面子。所以,在对自杀者做出政治结论之后,抄家,甚至株连个把亲友,也就不在话下了。另外,这里面当然还有另一层叔本华所说的言外之意,“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自杀的行为便是对这种“高调”的反动。768自杀也就成了有罪的。

  太平湖的余韵(4)

  由此反观,正像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些对这一黑暗的宗教制度进行无情抨击的思想家一样,老舍之死似乎具有了反叛与启蒙的双重意味。孟德斯鸠说:“我觉得这种法律是很不公道的。我受到痛苦、贫困、蔑视等沉重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让我结束我的苦难,而残忍地剥夺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药?……上天给我生命,这是一种恩惠;所以,生命已经不成其为恩惠时,我可以将他退还:因既不存,果亦当废。”葛德文进一步明确指出:“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许多天赋能力之一。所以,正如其他各种能力一样,也是道德规范的对象……从殉道一词的本身含义上看,殉道者就是自杀者。这就更反映出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的死乃是一种抗议。”费尔巴哈在论及自杀时说:“人的这种最后意志——借助于它。人自愿地抛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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