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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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安禄山叛兵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直逼洛阳。唐朝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讨伐叛军。叛军田承嗣、安守忠进攻洛阳，守将封常清军队被叛军骑兵冲杀，大败溃逃，叛军攻占洛阳，封常清逃走。叛军追击高仙芝军队，唐军大乱，人马践踏，死者不可胜数。后唐军退守潼关，才阻住叛兵西进。在河北，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兄弟相约阻击叛军。史思明率兵攻打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终因粮尽无援，常山失守，颜杲卿及一家30余人被害。常山之战虽然失败，但却牵制了叛军攻打潼关的兵力，减轻了关中的压力。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　　　　
　　　　当叛兵攻下长安时，玄宗之子李亨逃到灵武，即位称帝，是为肃宗。肃宗整军经武，准备收复两京，中兴唐朝。唐将郭子仪率兵5万赴灵武，李光弼赴太原抗敌，肃宗政权始能立足。然而李亨任用志大才疏的房绾谋划军国大事，命他率兵收复两京。房绾于是分兵3路，向长安进发。他迂腐地效用古代车战之法，用2000辆牛车，两翼由步兵和骑兵掩护，与叛军安守忠在咸阳附近作战，敌军乘风纵火，拉车的老牛吓得四处乱窜，唐军死伤4万余人，部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叛军，房绾只带数千人逃归灵武。　　　　
　　　　在抗击安史叛军的战斗中，影响最大的是太原之战和睢阳之战。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这年，史思明、蔡希德率兵10万两路围攻太原，准备攻下太原，长驱朔方（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消灭肃宗政权。唐将李光弼率领军民于城外掘濠沟，在城内修堡垒，凭险固守太原。史思明率骁骑兵攻城，命令军队攻东城西城接应，攻南城北城接应，百般设计，又造云梯、土山攻城，双方相持月余。李光弼募人挖地道通到城外，把叛军攻城的人马云梯陷入地道中，又制造大炮，毙伤叛兵2万余人，史思明才率军稍稍后退。李光弼派偏将诈降，亲自率军挖好地洞，严阵以待，史思明正在准备受降，突然一声天崩地裂，叛兵千余人陷入地洞，顿时大乱，唐军乘势出去，杀伤1万余人。史思明留下蔡希德攻城，自己逃回范阳。李光弼选敢死士出攻，杀敌7万，蔡希德败逃，唐军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安庆绪命尹子奇率兵13万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唐守将许远向守卫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的张巡求援，张巡自宁陵率兵进入睢阳城，与许远共同坚守。二人齐心协力，张巡指挥战斗，许远调集军粮，修造战具，唐军只有6000余人，但却士气百倍，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作战20次，杀敌2万余人，尹子奇率军回撤。三四月间，尹子奇再度围攻睢阳。张巡杀牛饷军，士卒感奋，全部出战。叛军见唐军人少，麻痹轻敌，张巡率军直冲敌阵，杀叛将30余人，士兵3000人，追杀数十里，大获全胜。此后双方相持于睢阳，张巡命令士兵夜间在城上列队击鼓，作出要交战的样子，叛军一夜不敢休息，唐军则在白天息鼓休整。如此数日，尹子奇不复防备，张巡率领勇将南齐云、雷万春10余将突袭敌营，直冲到尹子奇大帐，杀敌将50余人，叛兵5000人，南齐云一箭射中尹子奇左眼，险些把他活捉，尹子奇率兵撤围。七月，尹子奇第三次围攻睢阳，唐军因伤亡无法补充，又无援兵，城中粮食也用完，张巡只好固守拒敌。叛军用云梯、木驴、土囊攻城，张巡随机应变，千方百计破敌，迫使尹子奇做长期围困的计划。由于数月苦战，唐军只剩600人，孤立无援。张巡命南齐云赴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向贺兰进明求援，但贺兰进明忌妒张巡成功，拒不发兵。叛兵见援兵不到，城中鼠雀都被网罗以尽，攻城更急，唐军将士力竭不能出战，城遂失陷，张巡、南齐云、雷万春等36将被害，许远押赴洛阳。　　　　
　　　　太原和睢阳保卫战，牵制了叛军大量兵力，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唐将郭子仪率兵攻取凤翔，平定河东，肃宗由灵武进至凤翔，会集陇右、安西和西域之兵，又借回纥兵，收复两京。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进攻长安，李嗣业率前军，郭子仪率中军，王恩礼率后军，与叛军李归仁交战。唐军初战不利，为叛军所败。李嗣业袒胸持刀，身先士卒，唐军手执长刀，排阵推进，所向披靡。唐将王难得被敌箭射中，肉皮下翻遮住了眼，他连箭带肉拔去，血流满面，战斗不止。叛军伏兵又被仆固怀恩和回纥兵击败，士气沮丧。叛军大败，被斩首6万，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唐军乘胜收复长安。广平王李俶与回纥王叶护、唐将郭子仪等率军兵进洛阳，安庆绪杀所获唐将哥舒翰、许远等逃回河北，唐军收复洛阳。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帝。　　　　
　　　　史朝义率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为唐将田神功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协同李光弼讨伐史朝义。唐军在洛阳北郊大败叛兵，杀获甚众，史朝义败归河北，唐将仆固炀又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取胜。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败走范阳，穷困自杀，延续8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　　　　
　　　　安史之乱是中唐社会矛盾的产物。由于唐朝社会长期承平，不识战斗，所以叛兵很快攻下洛阳和长安。然而叛军每破一城，都大肆劫掠妇女、财货，男子壮者荷担，老弱则被杀死，渐失民心。“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经过这场战争，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非常大的打击，加上后来的藩镇割据，国势日衰，最后灭亡。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场战争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开始走向下坡路，那种非凡的气度一去而不返，从五代到宋，几百年中，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强大帝国，宋朝非常弱小，只能算作一个地方政权。后来蒙古人入侵，是一个插曲，再到明朝，势力范围也只是限制在长城以内，嘉峪关以东，只有到了清朝，中华帝国的版图才又一次恢复到唐朝的规模，但是此时的中华帝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后面而不自知了。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4节　藩镇割据

　　　　统一与分裂从来都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唐朝从盛转衰，伴随着一场全国的分裂。这就是藩镇割据。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一共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着，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音，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但是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段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兴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　　　　
　　　　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等也实行实际上的独立。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