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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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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但实际上很乱。隋文帝即位不久,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依汉魏之旧”建立中央机构。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三公虽然也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也不常设置。皇帝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最高主宰,拥有绝对权力。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 
  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辅助皇帝的决策机构,内史省是起草诏书的机构,门下省则负责封驳,即审查机构。最后执行诏书的机构是尚书省,同时负责日常的政务,管的事最多,为此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事。三省的长官:尚书令(尚书省最高长官,并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助手)、纳言(门下省最高长官)、内史(内史省最高长官),都是宰相职务。六部的最高长官称尚书。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来改成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来改成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 
  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形式上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是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可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和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三省六部的官员品位不高,职权有较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集权和任免官吏。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和十二府。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革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还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名字: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的部,但其地方机构是县,县长官知事是标准的中国古代名称,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其他如北海道、东京都、大阪府,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名称。包括日本的和服,日本的仕女长相、装束等等,都是和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极其相似的,这不是巧合,而是直接学习的结果。 
  对于地方机构,杨坚也进行了改革,隋初地方行政机构,沿袭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北周时,设置郡县很多,“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形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庞大地方行政机构。583年,隋文帝接受大臣杨尚希的建议,精简地方机构,撤消境内五百多郡,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同时,还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这就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刺史和县令三年后要轮换到另一地做官,防止时间长了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抗中央。 
  对于法律,杨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北周的法律既混乱又残酷,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他在下令制订《开皇律》的时候,就将原来的枭首(即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车裂(即五马分尸)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保留了律令五百条。而刑罚则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到了唐朝,将顺序颠倒过来,从轻到重,内容基本上继承,没有改变。 
  流传至今最完整的是《唐律疏议》,代表了唐律,其实这也是从杨坚《开皇律》中继承过来的。杨坚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隋王朝得以巩固、强盛,因此,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搜查隐漏的农户,重编户籍,增加了税民,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豪强势力,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由于赋税越来越多,所以,农民总是设法逃避。豪强地主也是想尽办法少交租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就是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输籍定样则是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样,既增加了收入,也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同时,从豪强手里将原来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的赋税包括租、调和力役几种,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国家的赋役对象是丁,一对成年的夫妇每年向国家交粟三石,这是租。种桑养蚕的地方每年交绢一匹,相当于四丈,以及绵三两;种麻的地区则改为交纳布一端,相当于五丈,以及麻三斤,这两种都叫调。另外,成丁的男子每年要服役一个月,叫力役。到了后来,隋文帝又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力役可以用布帛来代替,这叫庸。租庸调制在唐朝也基本上实行了。 
  同时,隋文帝还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也在这时重新统一。 
  至于土地制度,隋朝基本上继承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亩。奴婢和一般人的占田数相等。此外,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顷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此作为俸禄,等以后不做官了上交国家。各地的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为办公的费用支出,叫做公廨田。 
  这些办法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隋初为一千九百多万顷,二十多年以后,增加到五千五百多万顷。农作物的产量增长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十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后来,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正如《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仓库的丰实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因而后来隋炀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实力,才有了挥霍的资本。 
  文帝留意民间疾苦的所为,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们吃的竟是豆粉拌糠。文帝将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流着眼泪责备自己的无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担挑的灾民通过。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新时期,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主动会齐,说道:“如果你们失约,我只有代你们去受死了。”到了限期,七十余人竟一人不少,文帝听了很赞赏,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并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只要官吏有慈爱之心,至诚待民,百姓并非难教,要官吏学习王伽。 
  在对外关系方面,首先是对付北面的突厥。突厥原来是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后来向东迁移,活动在蒙古草原一带。早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变常骚扰内地。在杨坚执政北周时,和突厥和亲,尽力搞好双方关系。但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后,突厥却加紧了南下的侵扰,但被隋军打败。 
  为了更好地防御突厥势力的侵扰,杨坚曾经三次修长城,巩固北边的防御线。到后来,突厥分裂成了两部分: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因为无法和隋朝抗衡,渐渐地采取了和缓政策,直到接受了隋朝的领导。西突厥则逐渐向西发展,对隋朝没有了威胁。 
  北面安定之后,杨坚开始对付南方的割据势力。首先是灭掉了后梁。后梁原来就依附于北周,杨坚开始也进行笼络,等势力壮大后,就邀请后梁的皇帝萧琮到长安,其实是软禁,然后派兵占领了后梁国。 
  当时占据江南的是喜欢酒色的后主陈叔宝。在公元588年的秋天,杨坚派兵五十万,东到海边,西到四川,在长江沿线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而陈的兵力总共不过十万,而且上下没有积极地备战,只是沉于酒色之中。结果当隋军抓到陈叔宝时,前线的急报还没有打开看过。 
  陈叔宝到了隋朝,受到杨坚的礼遇,但杨坚很爱节俭,陈叔宝却建议杨坚造宫殿。有一次,陈叔宝应约赴宴,又向杨坚建议修宫殿,以示文治武功。杨坚表面上没有说什么,等陈叔宝走远了,就对群臣说,他就是因为贪图享受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又来劝我学他那样。 
  隋继承北周的疆域,灭陈以前,统治地域包括长江以北的全部地区。隋初,南方存在两个政权,一是建都于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后梁,一是陈。后梁民少国弱,本来就是附属北周的傀儡政权。587年,隋废后梁皇帝,后梁亡。隋灭陈以后,又拥有江南广大地区。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西9300里,南北近15000里,东南临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北至今天内蒙古杭锦后旗西。   
  昏庸的一面 
  杨坚除了他的成就,还有很多的缺点,如喜怒无常,猜疑心重,容易受谗言所惑,时常命令左右窥视臣下,如有过失,则加重罪。这是文帝的短处,并且因而贻害子孙。 
  猜疑忠臣最典型的是高熲。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而高熲的父亲则是独孤信的属下,还被赐姓独孤。所以,杨坚和高熲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而且后来在杨坚建立隋朝时,高熲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坚称帝后,高熲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为重臣之一。 
  杨坚对高熲极为信任,甚至把他当成自己的镜子,说他可以纠正自己的过错。如果有人进谗言诬陷高熲,杨坚从来都不相信,反而把告状的人治罪。高熲的官职已经无法再往上封了,可见在杨坚的心目中高熲的重要性。但在以后对于立太子的问题上,两个人发生了矛盾。 
  当时,杨坚对杨勇已经不满,打算立善于伪装,博得他和独孤皇后信赖的杨广为太子。但高熲并没有觉察杨坚的意思,极力反对废立太子。杨坚认为是高熲在为私利和他作对,因为高熲的女儿是杨勇的妻子,如果以后杨勇即位,那高熲作为岳父,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说不定会效仿自己,取代隋朝自立为帝。因为杨坚是通过外戚这个身份夺取帝位的,所以对于高熲的位置的敏感性极强,但高熲却没猜到杨坚的这些想法。 
  杨坚后来借处理另一个大臣王世积时,将高熲牵连进去,但只是免了官职,废为平民,没有置他于死地。 
  杨坚在晚年的猜疑有时显得很可笑。他为了禁止官员贪赃受贿,竟派人去向官员行贿试探,如果有人敢收下,就立即处死。 
  有次,一个武官的衣服和佩剑不太整齐,杨坚就说是对他的不敬。他不是治武官的罪,而是说御史没有尽到责任,因为御史是专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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