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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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块头大，消化能力强，这点面条怕是还不够你塞牙缝，我们就不一样。人哪，就是贱命，饿得胀不得。一年到头大鱼大肉就受不了，吃青菜萝卜反而过得蛮好。”

其实铁戈心里清楚，刘武汉无非是想让他多吃一点。

“为什么让你分面条？”

“我是分经工，没有具体的挡车任务。”

“什么是分经工？”

刘武汉解释道：“我们十工段有十六台车，八个挡车工一人看两台车。小组执行员叫顾会营，他是修机工，全工段的车坏了都是他修。我的具体工作是如果出了事故，比如轧梭了就由我来处理。要是有人上厕所，我也帮忙挡一下车，所以分夜餐就是分经工的工作之一，有的工段是修机工管这个事，不说这些了。铁戈，我说那个打羊角结的基本功还是要练，不然将来么样挡车？”

铁戈气咻咻地骂道：“我们红州有两句话，一句是‘鲫鱼不跳鲤鱼塘，男人不进女人行’。还有一句是‘男做女工，到老不中’。想我老铁堂堂七尺男儿，如今倒做起女人干的活，真他妈不爽！老子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会像女人一样学挡车织绸子。”

刘武汉劝道：“铁戈，牢都坐了，说那些没有用。监狱不比外面，不能由着自己的脾气来，那是要吃亏的。我跟你说，我们中队关了几个不一般的人。荆州地委的秘书长应该算是个共产党的高干吧？就关在我们中队。他原来是新四军五师的，整个监狱的干部没有一个资格比他老，他不照样劳改吗？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吧？他的嫡亲孙子也关在我们中队。”

“是哪两个？”铁戈有点好奇。

“他们两个都关在反省号子里。”

“为什么？”

“抗劳。就是不上班，抗拒劳动改造。”

“老子宁可坐反省号子，也不做这女人做的事！又不是没有坐过小号子。”

“苕货，你硬是个户鸡（武汉话：大脑有问题的人）！坐小号子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监狱里两千多犯人，哪个没有坐过小号子？但是又有哪个非要找小号子坐，不坐不舒服？你昨天刚下队打了一场漂亮球，大家都高兴。易管教员一般是不表扬人的，昨天就表扬了你……”

“我不稀罕他的表扬。”铁戈硬邦邦地顶了一句。

“不是你稀不稀罕的问题，是因为你来了我们五队才打了一场翻身仗，他们都说要跟你学打球。你要是关了小号子，哪个来教球？还有，你晓得你是么样到五队来的？本来狱政科已经把你分到四队去了，这是定板的事。后来大脑壳叫易管教员亲自到狱政科去把你挖过来了，余友新、曹矮子、我，还有好多人都找过易管教员，就是为了把你挖过来。你倒好，上班第一天就抗劳。不说易管教员，把我们的面子都泼光了！”

看看铁戈不顶嘴，刘武汉心里有底了：“其实打羊角结简单得很，就跟用筷子一样简单。用筷子简单吧，但是洋人就用不好，这只能说洋人太苕了。你要是连打羊角结都学不好，你比洋人还苕。”

铁戈知道这是刘武汉在激自己，便说：“你不要激我，我也不是苕货。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太那个了，真是有点对不起你们的一片好心。其实我是心里有气，老子没有犯法把我搞到这里来坐牢，一想起来我这心里就塞了一个大坨子。”

“就你一个人心里有坨子？我们都一样！你刚来，我们中队荒唐案子多得很，说出来你都不相信中国会出这样的怪事。”

铁戈吃了一口面条问道：“刘武汉，你是为什么案子进来的？”

“我嘛，唉，我日他的娘，提起来话长。”

他把手中的空碗“咣噹”一下扔在地上，长长地叹了口气：“这都是我老头造的孽哟！我老头原来是黄埔二期的，后来升到中将。四九年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担任白崇禧的高级幕僚。白崇禧从武汉撤退时我父亲带着他的小老婆跑了，把我妈和我弟弟丢下不管，从此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伍零年镇反时我妈又被打成反属，连工作也找不到，只能到建筑工地去做小工。下了班还要到菜场捡菜叶子回来当菜吃，我和弟弟就是靠这些烂菜叶子养大的。家里太穷了，我们没有上过幼儿园。好在我妈妈原来也是大家闺秀，认得几个字。别人家的伢上幼儿园，我妈放了工晚上就在家里教我们念《三字经》、《百家姓》。我妈在读书的问题上对我们管教很严格，一心想我们成才，遇到我们在外打架她倒不怎么管。我从小受我妈的教育就是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饭吃，才能过好日子。所以我小时候读书真的蛮下功夫，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但学校就是不录取。”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别人告诉我弟弟，不然我哪里晓得。六四年共产党号召知青下放，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我。我一想这也算是一条出路，少一个人在家吃饭还能减轻我老娘的负担，为我弟弟读书创造一点条件，我一咬牙就到农村去了。”

“我们红州地区六四年下放的知青成分都不好，这是当时的政策。”

“整个武汉也一样，不是地富反坏，就是右派子女下放。我在农村表现得蛮积极，因为我从小学起也是受共产党的教育，拼命也要争取上进。所以我出工总是出满勤，我还是公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面对我还是蛮信任的。我老娘从来不说我父亲的事，我们问起我父亲，她就说死了，现在看来大概是怕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我是四七年生的，我父亲长得什么样我都不晓得，有个鬼的影响？六六年八九月间，居委会、红卫兵破四旧时批斗我妈，我弟弟也被强行押到批斗会场，后来他才告诉我，不然我哪晓得我还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将父亲？我下放的公社不晓得我父亲的事，还让我参加了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那个时候年轻，也不晓得累，伙食又蛮好。宣传队年轻人多，一天走个几十里路，说说笑笑，唱唱跳跳就到了演出的地方，晚上演出完了还有点夜餐，条件好的大队就用鱼给我们下面吃，我到现在还怀念那段时光。六七年元月，有一天早上五点多钟我起床练功，就是这一天出了大事。头天晚上我们搞了一场文艺演出，幕布上用大头针别了一张毛主席像，我早上练功时发现毛主席像被风刮到地上，赶忙把像捡起来放到主席台上，又怕再被风吹到地上，就用四块砖压在像的四个角上，这一下要了我的命。他们说我跟共产党、毛主席有不共戴天之仇，用红砖镇压毛主席。二话不说，当时就把我扭送到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又到武汉去调查，一下子把我父亲的事抖出来了，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判了十五年，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冤枉？我心里的坨子比你还要大！”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仅凭这点小事就把一个人判了十五年，要不是进了监狱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天方夜谭。

他问道：“你没有上诉吗？”

“上诉了，上诉有个屁用？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到后来我也懒得上诉，反正我已经坐了十年牢，再过几年就刑满了。等我释放了，我累死累活也要赚点钱，让我老娘过几天好日子。”

铁戈关切地问：“你妈还好吧？”

刘武汉又叹了口气：“哪里好得起来哟！我判了以后，我老娘把眼睛都哭瞎了。她半年来接见一回，总是我弟弟牵着她，从武昌小东门到这里来要转好几次车，我总是叫她莫来，她又不肯，真是没有办法。”

“你出去了真要好好尽一点孝心，也不枉你老娘苦了一场。”铁戈说这话时心在颤抖。

但奇怪的是刘武汉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悲戚，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与自己毫不相干。他想，刘武汉也许早就心如枯井了。他又记起了老刘说的那句话：“人落枯井心自死。”

刘武汉拿起地上的碗说：“进车间吧，外面太冷。铁戈，打羊角结还是要学，不然你以后么样独立挡车？郭喜生还有两个月就要刑满了，他的那两台车将来就是你的。你呀你，莫看你长得高，人在矮屋檐，还要把头低，听我的话错不了。另外还告诉你，在劳改队千万不要和别人乱结交。我们中队球队和宣传队里面的几个人都还可以，但也不能太相信了。监狱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地方，关键是嘴巴要稳，莫乱说话。你要是乱说马上就有人向干部汇报。我们这个小组有三个人要注意，一是执行员顾会营，他是五七年汉阳学潮的头头之一，判了死缓，后来慢慢改成无期。六七年社会上搞武斗，他以为时机到了，又在监狱里组织反革命集团，说是要血洗武汉市，又被加到死缓。我们帮他算了一下刑期，从五七年被捕经过加刑减刑再加刑一直到刑满释放，他一共要坐三十八年牢。这个人老奸巨猾，阴狠歹毒，又喜欢打小报告。他是干部重点盯的对象，千万莫沾他的边。第二个叫陈帮平，外号叫破脑壳。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的兵，他脑壳上的伤就是解放军的弹片打的，所以他有点不清白，喜欢乱说，干部也讨厌他。第三个叫左万应，他是我们中队有名的两个庆父之一，另一个是一组的陈克飞，这两个人都是二百五。庆父你懂不懂？”

“我懂。”

“这个左庆父是沾也沾不得，惹也惹不得。沾了他的边你就甩不脱，惹了他你更是跑不脱。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敢当着你的面向干部报告，说一些你根本就没有的事，对这个人要敬鬼神而远之。球队有一个人也要提防，就是汤建国，这个家伙从碉堡上翻墙逃跑过一次，也是干部重点盯防的人。”

“怎么能从碉堡上越狱？”铁戈很疑惑地问道。

“汤建国被他老爸送回来了，当时就关了反省号子。后来他说碉堡上虽然有枪兵，但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上夜班时偷偷地从碉堡那里爬上围墙，再从墙上跳下去，枪兵竟没有发现。这狗日的命大，要是被发现了枪兵当时就可以打死他。十一组有两个人最坏，一个叫李家宾，一个叫包厚斌的。李家宾是一半人脸一半狗脸。你要是比他狠，他就是人脸，你要是比他软，他就变成狗脸。最坏最最坏的就是包厚斌，这个家伙是整个中队最坏的家伙。只要有人在一起聊天，他就在一边偷听，然后马上回号子写小报告，中队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如果干部说要把哪个犯人拉到楼梯后面去批斗，这就是打人的一个信号，因为干部不能亲自动手，这个时候包厚斌就出马了，把人往死里打，所以这个家伙你要特别注意。中队所有人只要看见他过来了，要么不做声，要么干脆开路，惹不起还躲不起？还有好多人你要提防，以后慢慢跟你说，时候不早了，现在去学打羊角结。”

“多谢指教。不过这个包厚斌我倒想会会，他只要敢打老子的小报告，老子要他吃不了兜着走，我最见不得这种小人。”铁戈恶狠狠地说道。

刘武汉赶紧说道：“那个家伙你惹不得，他就像烙铁，沾到哪里就掉一块皮。”说罢连连摇头。

铁戈鼻子一哼：“他是烙铁，我就把他丢到水里去泡起来，越是这种不是人的东西老子越要会会，打死他个狗日的！”

七七年的二月二十六号是腊月二十九，社会上的工厂、机关、学校腊月二十七就放了假，铁戈他们还在上最后一个夜班，一直到腊月三十上午六点才下班。

年三十早上吃了一份武汉特产——扯糍粑，铁戈吃完后匆匆洗漱了钻进被子呼呼大睡，像这样上通宵班他还没有经历过。十一点多钟刘武汉把他叫起来吃饭，各组有的在走廊、有的在球场上围成一圈，把各人的碗放在地上分菜。中午的菜是一份干子烧肉，外加几块炸猪排。

吃过中饭他找刘武汉借了一本信纸、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准备给家里写信。在入监组是不能写信的，因为那里不是你最后的归属，只有下队了，有了固定的通讯地址才能与家人通信。

刘武汉悄悄地告诉铁戈：“来往信件都要经过干部检查，注意信的内容和措辞，不该写的莫写，不然干部不发，还要搞你一通。第一封信无非是问候家里人，主要目的是让家里人晓得你在这里，以后好来接见。”

“老子最烦接见这两个字，接见是大人物的专用词，比如说中央首长接见外宾，老百姓叫探监就行了。要是说接见，老铁我不是来坐牢，倒像是来巡视省模范监狱的钦差大臣，你说是不是？”

说得刘武汉哈哈大笑。

这是铁戈被捕后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想说的话太多了，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整顿一番思绪后终于落笔：

“父母大人近安：

今天是大年三十，明天就是新年了。儿在狱中遥祝二位大人身体健康。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