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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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紧接着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此后又连篇累牍反复宣传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说的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以此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把到不到农村去提到革命和反革命吓人的的高度，这样一来不管你是否愿意、真心还是假意，农村就成了知识青年唯一的归宿。
从此以后长达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拉开了序幕。
红卫兵，这个在特殊年代里涌现出来的特殊群体，在为毛泽东清理了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户，扫除了诸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以后，其本身也如同一块肮脏的不堪“政治抹布”。他们被吸尽了一腔豪气冲天的热血，换来了统治者稳固的江山，又被统治者毫不吝惜而且名正言顺的抛弃了。他们的青春被扔到广袤无垠的边疆、山川、平原、河谷的田间地头，极不情愿地“享受”着跟陶渊明一样的田园诗般的“惬意”生活，真是桃花源里可耕田了。
红卫兵们终于完成了最高领袖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此后十年陆续有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加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直到一九七八年这场令多少人终身铭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闹剧才终于“寿终正寝”，“知识青年”这一群人带着他们血泪的记忆和这个中性称呼，永远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烟云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路。
沈冲、邰大庆和陈治军等人六八年底参军走了。
姜军、沈倩与何田田不是应届毕业生，又回到学校参加“复课闹革命”了。
封老大等一帮“知青革司”的人，本来就是六四年下放的知青，理所当然的又回到当初的出发地继续修理地球。
这时还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蜜月期”，为了暂时安抚一下封老大，县里还任命他为白马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但封老大是个百折不回的犟种，他扔下一句话：“我才不图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个虚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绝不学宋江让朝廷招安，最后还不是糊里糊涂的死球了！人，生而自由，岂能为一顶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小小乌纱帽所累？我要的不是当官，我只要做人的尊严、温饱和自由，除此以外，夫复何求？”
于是乎他连县革委会常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一并扔了个干干净净，又回到红州去做小工、当苦力，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的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贫，但只要是原来“知青革司”的老部下有什么困难来找他，他都会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替朋友帮忙。哪怕是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就算拉债扯债也是一诺千金，所以他在红州城里的人缘和口碑极佳。当然一旦他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别人也会毫不犹豫的为他帮忙。因此他还是红州城里的老大，只不过又多了一顶司令的头衔而已。
刚开始回到红州时他最先干的还是到码头打起坡这个老行当，所谓打起坡就是把船上的货物搬到岸上以获取搬运费。
本来红州县的码头历来是搬运公司的一统天下，只能由公司的工人或家属装卸货物，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插手这些业务，就算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行。但封老大在红州的名声太大，而且红州搬运公司也是“县总司”旗下的成员，公司革委会一把手又是封老大的铁哥们，所以封老大总是能在码头上揽到一份苦力活。对此他毫不在意，只要能来钱就行。
这种苦力工钱是以承包方式进行的，比方说来了一船石子，总量是一百吨，几个人把这一船货包下来，讲好搬运费和卸货时间，干完活船老板就把工钱给你，绝不拖欠。
有时他会用这笔钱和几个割头换颈的好朋友到餐馆点几个菜，来上两瓶劣质白酒，算是潇洒一回。
那时到餐馆吃饭的人不多，整个红州城只有三家餐馆。封老大经常去的是一家名叫风味酒楼的餐馆，因为这家餐馆时常有人送来野鸡野兔、乌龟甲鱼之类的野味。而那时的猪肉是七毛八分钱一斤，野味倒要便宜很多，大约只要四五毛钱一斤，所以他经常点的就是这一类菜下酒。
当然菜钱通常是封老大掏，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别人掏钱他就急，时间长了谁也不和他争，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下放知青这些哥们十分敬重他，只要封老大发话，弟兄们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过年那五天，他天天都在为生存而奔波。
如果到了过年这几天是他最风光的日子，各路朋友都会提着礼物来给他拜年，就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古学范、县革委会副主任肖国雄都要亲自登门恭贺。封老大和客人们在堂屋里神侃胡吹，好烟好茶招待来客，韩冬英则和封老二忙里忙外张罗酒菜。说白了他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要，他这一辈子都是为了面子而活着，因为他曾经有过太多的不幸和屈辱，因此他有一句口头禅：“老子就是不认命！”
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这个司令的头衔使如今的封老大和刚下放以及文革初期被抄家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曾是“知青革司”的司令，也曾是县革委会的常委，而且县里部、办、委、局这一级单位的领导们和他都很熟悉，所以县建筑公司革委会黄主任很照顾他，只要是建筑公司的工地封老大总有活干，而且还带着弟弟封百龄一起打工，兄弟俩每天都能挣到两块四毛钱。他的弟弟封老二也不再以钓黑鱼、逮黄鳝、摸甲鱼来养活老娘韩冬英。兄弟俩每个月一共有近七十元的工钱，这让韩冬英有一种生活在天堂般的感觉。相对于文革前的日子，她觉得现在已经是富得流油了，再也不用到菜市场捡拾人家不要的烂白菜帮子、烂土豆充饥了。
有分教：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
弼马温官何所似？天宫总难容猕猴。
正是：无酒我何浇块垒？醉来赢得自由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5。…第二十四回 效名士都是清谈豪客
第二十四回
效名士都是清谈豪客
埋祸根齐聚文学沙龙
话说辛建是应届毕业生本来应该下放，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地直单位的干部，已经在六八年十一月随地区五七干校一起到红州地区下面一个山区县去搞“斗批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需要照顾，因此他逃脱了下放的命运，却有了更充足的时间用来读书。
但凡能收集到的书他统统都读，美其名曰：开卷有益。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鲁迅的书以外，就连五十年代出版的《联共（布）党史》、黑格尔的《小逻辑》、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都是硬啃。
铁戈也成天泡在他家看书，不过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不感兴趣，倒是对文学方面的书非常偏爱。
辛建家里本来就有不少藏书，加上从沈冲、姜军那里借来的书，使铁戈远离了他的那些小兄弟。
铁夫也和地直机关的干部到五七干校住学习班去了。
没有父亲管束的日子就是铁戈最幸福的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看书，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如醉如痴。吃喝拉撒睡基本上都在辛建家，妈妈完全管不了他。如果单就这一点来看，铁戈是真心真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看了《普希金抒情诗选集》、《莱蒙托夫诗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鲁宾逊漂流记》、《莎士比亚悲剧集》、《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等外国名著，也看了许多中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比如《乐府诗选》、《诗经试译》、《宋词选》、《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等等。这些中国古典文学虽然看起来有点吃力，但每当弄懂了一段历史、一个典故、一首诗词或一篇古文，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兴奋异常。
他的学生时代在一九六六年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了，学校、教室成了他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也成了他永远的心痛。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原来没有珍惜的现在应该加倍珍惜，珍惜无声无息不知不觉流淌的时间，珍惜来之不易的各种禁书，珍惜恬淡幽静的读书环境。虽然他不知道知识决定命运，学习成就未来的道理，但他知道以自己小学“本科”的学历很难胜任将来的工作，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来到底会做些什么。他开始拼命读书，徜徉于书的海洋之中。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今年才刚满十四岁，现在恶补文化知识应该是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汪寿龄发现他再也不带老山包的孩子们到处惹是生非，觉得很奇怪，便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现在每天都在辛建家里看书。
汪寿龄听了以后极为高兴，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公总是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铁戈，男人就应该多读书，将来才能建功立业，像你以前那样疯玩能有什么出息？你爸爸打你都是为你好，还不是要你好好学点东西，长大了也好成家立业。”
铁戈得到妈妈的支持，更加疯狂地看书，读书给了他向上进取的精神力量，那时他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小时的书。后来他说，那一段时间是他看书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
应该说在那个横扫知识的年代里，能够有时间读到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是极为罕见的。
话说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起，红州地区的红卫兵、造反派就倒了血霉。
古学范、肖国雄、姜军和封老大等人，都被工宣队“请”进了“五不准”学习班。
这种学习班对于姜军来说虽然是第一次，但他有过一次坐牢经历，有了坐牢这碗“酒”垫底，学习班在他眼里根本不在话下，他采取的对策就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遇事就顶。
他在学习班里大吵大闹：“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跟着毛主席造反有什么罪？老子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办学习班？你们说我错了我就错了？就算我错了那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又不是反革命，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是夏天，算账要等到秋后呢！”
学习班那些人要他交代文革中发生的事，比如怎样策划楸斗领导干部，怎样策划武斗，谁在里面起了主要作用等等，他就说不知道或者是搞忘了，软磨硬抗就是不交代问题。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的态度极其强硬，因为他只有十四岁又是在校初中生，所以办了一阵子学习班又把他放回去上学了。
话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的重要问题》的社论，社论说：“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的，或者只是形式上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当时那些三结合革委会里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对靠造反起家的人普遍都很反感，造反派感到普遍受压。当权派最可怕、最毒辣、最阴险的一招，则是通过“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整党”和“清队”等一系列“斗、批、改运动”，制造大量冤案、假案，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政治上的对手投进监狱，彻底清除掉。
有了这篇社论的指引和鼓动，首先是山东的王效禹（原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央委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继而又引发了湖北、四川、安徽、陕西、浙江等地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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