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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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那个时候是您安慰您母亲呢还是您母亲安慰您呢？
王光美：当然是我安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不爱说话。她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不是特别爱讲话，也可能对眼前的形势有精神准备，我觉得她在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直哆嗦，是绝对没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很多岁，曾经结过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也许命运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采访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留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王光美：我到东南亚访问的时候，因为没有首饰什么的，外交部就到外贸部给我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额不里海滨游泳的时候缅甸总理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散了，我一把没抓住。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是借的，我得还。但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感受王光美（5）
杨澜：那您挨斗的时候，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有辆车子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然后进来几个人，到我们家说要抄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因为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比如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
杨澜：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为我有准备。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他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儿精神准备。我觉得少奇真的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他送主席去医院，起草主席的报告。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那些都会从我这儿过。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那时候他还是替毛主席承担很多，可是这时候，江青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击刘少奇。
杨澜：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豁出去了，只有我豁出去，我不能把少奇豁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
杨澜：您还顶了造反派？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而且我还回头看那些挂在后面的谁的像片，不是挂着江青的像片，那是挂的谁的像片……
杨澜：毛泽东的像片？
王光美：对，反正那时候我也有点儿愣劲。
杨澜：“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的警卫员就不止一个，在那特殊情形下，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刘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儿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
感受王光美（6）
杨澜：“文革”中很多人家破人亡以后，或者因为受到人格的侮辱，所以自杀了。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杀？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药，他有他的安眠药，我那天拿着我的安眠药瓶对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结论。”他很少说话，可是这话就说在关键上，因为看出我拿这药问他，不是说要吃一粒两粒的问题。
杨澜：所以您就从此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再也没想这件事？
王光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
杨澜：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您也曾经把小小小小，即刘潇潇（又称刘小小），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小女儿。托付给保姆赵阿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虑，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那在我们门外那个院子里，我跟少奇打了招呼，我说现在没法了，是不是就把孩子交给赵阿姨。他同意了。
刘亭亭：那个时候先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在中南海批斗，让我们都得参加。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那个时候“四人帮”指使的造反派来了，家里贴了大字报。我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造反派拔掉了电话线，他也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害怕，作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点儿傻了的那种感觉。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她见不着我爸。这个时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打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妈妈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们俩人使劲抓着手，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痛苦，很难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