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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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可靠消息，首先动这念头的便是政学系中最长于策划的杨永泰（畅卿），以畅卿之才华，恐怕在国民党左右派中鲜有其匹。论经验，他从旧国会到广东省长的经历，可说是内为宰辅，外为封疆皆能‘胜任愉快’。北伐初期总司令部内那批革命同志有几个能和畅卿比呢？若论恩怨，蒋氏资望太浅，北伐之前，他在党内尚不够资格与政学系结怨。至于说政学系曾‘倒’过‘总理’，究与姓蒋的何干呢？再从政学系的观点来看，这时只有蒋氏才可做他们的救命恩人。在当时革命空气之下，‘政学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反动派’代名词；纵使‘反动’的西山派得志，‘政学系’也断无死灰复燃之理。因此在国民党之下除依附蒋氏一人之外，‘政学系’诸公断然无路可走。就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学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过政学系在当时究竟是革命党人一致公认‘反动派’，他们树大招风，蒋氏在宁汉分立之前还不敢公开‘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宾的并不是政学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学系巨擘当当随员，跑跑文书的张群（岳军）。张氏是早期留学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蒋公本人的军事教育事实上尚未达到进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谓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隶二十三师，虽未作战，也算是有汗马功劳的志士。嗣后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称帝，岳军亦南下从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赞教育总长黄郛。经验和训练皆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很难找到的。加以岳军人情练达，对政学系尤有渊源，而当时又名不见经传，别人笑骂无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作了蒋氏朝夕咨询的智囊。随着武汉方面反蒋空气之加浓，张氏在总司令部内的重量亦随之增加。从此便做了蒋与政学系之间的第一剂二氧化锰。
（七）
当民国十五年底蒋氏与徐谦（季龙）因迁都问题快要闹翻之时，蒋之唯一顾虑便是武汉方面的经济‘杯葛’。对蒋氏来说，前有大敌，后无粮草，内有反侧，必然是死路一条。就在这生死关头，政学系在新的政盘上，便赌下了第一注，使蒋氏能丢掉武汉那几架印‘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机而自立，而游刃有余。接着那自称与政学系无关而被政学系奉为神明的黄郛（膺白）被礼聘南来。（膺白非政学系的成员，因渠未尝入国会，而政学系则原为国会内的政团。）膺白在微时原与蒋总司令（原名志清）有金兰之雅。嗣黄氏北上直步青云，两任总长，最后竟贵为临时宰相，作摄理内阁总理；而蒋则因为交易所倒帐南下革命，只做了一名无实权的上校参谋。孰知两年之内乾坤倒转，膺白却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宾。
膺白最初应聘抵赣时，在南昌总理纪念周上几次讲演，真是阖座倾服。黄是位风度翩翩、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其名字是时常与黄克强、宋渔夫并列的。嗣后周游列国，贵为宰辅，文名又藉盛一时，交游又是蔡孑民、梁启超一流的名士，以这种人屈尊来向南昌总司令部内一批乳臭未干，平时只知喊喊口号，放放排枪的‘同志’来两篇讲演，那自然难怪顽石点头了。以黄膺白这样有过全国政局经验的人，此时向阿第总司令来借箸一筹，自然使这位新贵人茅塞顿开，而觉其左右都黯然无光了。就是这样，政学系便在这革命政局中建立了一个屹立不动的桥头堡了。
不过黄膺白还有几分才子的傲骨，对阿弟看不顺眼时还要拿出作‘王者师’的派头教训几句。加以黄氏还有几分书生气，在政治上也曾过过瘾，对党团政治亦不太热衷，因而他不愿加入国民党，以故终黄之世，他终始只以‘客卿’身分参政，不算正式介入。至于由黄的推毂而投入国民党做官的杨畅卿的作风便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膺白算是国民党主人的‘客’；畅卿就要算‘奴’了。
（八）
畅卿作蒋氏的幕外之宾似早在民国十六年初；但他正式作蒋的谋主则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军统一全国之后。这时蒋主席正苦于二、三、四，三个集团军的尾大不掉，和东北张学良归顺的有名无实，在他亲信之间无策可献之时，畅卿因缘于黄膺白与王正廷和蒋的关系，乃献上一策。据说此策颇受蒋的重视，而这一条陈则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字曰，‘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者便是在几个非嫡系的集团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化，不成为一个有系统的‘藩镇’，然后中央便可‘削藩’而真正统一。根据此一原则，因而有民国十七年底中央政府撤销‘政治分会’和召开‘编遣会议’的新方案。
所谓‘财政化零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不但中央系统的税收要完全收归中央直辖，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与民争利’。夫如此，则大一统帝国始可重视于今日。
但是中央的新方案在‘集权’与‘分权’论战之中得不到解决，‘编遣会议’又无形流产之时，畅卿的条陈便更形具体了。他看出中央之搞不出名堂来，其关键不在‘处士横议’，而在‘藩镇跋扈’。对症下药，畅卿因而写一篇传诵一时，而却能不朽的‘削藩论’来。这篇‘削藩论’的主旨便是：‘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以政治方法解决第三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第四集团；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
这是一条极为毒辣的‘妙计’，置诸‘战国策’中实不让古人。
试看第二集团冯玉祥原是好强人所难的怪物。御下之严，甚于张飞。但是他部下的韩复矩、石友三，在本质都是极易腐化的军阀。他们恨不得早日脱离冯氏，大家好过一个军阀讨小老婆、抽大烟的舒服生活。加以冯氏的军多粮少，地盘荒僻，中央如以经济方法限制其发展，到适当时机再以几颗银弹打向冯氏的几个军阀部下，便可把老冯瓦解，斯之谓经济解决。
阎锡山是个标准山西票号商人，章太炎所谓‘劣绅’是也。他善于打小算盘，却没有‘一掷百万’的魄力，在国内以政治方法孤立阎老西，甚或设计使其与冯、张争利而火拚，实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团的李、白，兵精将勇，剽悍善战。他们所将的都是广西山洞里带出的‘子弟兵’，收买、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们人数有限，加以李、白皆为将有余，为相不足。搞全国政治的眼光和气魄都不能和他们的军事天才相配合。他们对讲广西话的人虽然抱得如铁桶般的紧，对不讲广西话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连鲁涤平、唐生智都会请缨效命的。对这一集团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们的心理来蛮干──‘包围而歼灭之’，是谓之军事解决！
至于以外交方式对付奉张，便真叫‘不择手段’了。盖张学良斯时尚拥有精兵数十万，入关问鼎，虽嫌不足，然负嵎作困兽之斗则仍不可小视；如果他取得红、白两造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就更不易对付了。所好的张学良与两造帝国主义皆有深仇：日本对张来说是有‘杀父之仇’，而苏联对张则有查抄大使馆之怨。不过日本对东北具有领土野心，与张学良不易妥协；苏联可就难说了。万一他与奉张一旦释嫌修好，而血气未定的小张一旦思想前进起来，事就不大好办了。好在东北自杨宇霆死后，得势者全系一群老粗和旧官僚，一时不易转变，然为万全之计，最好挑起对俄的边衅，使流亡无归的中共人员如刘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势入据东北，使小张难以安枕，则东北自然就范了。
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当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怀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当时国民党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而已。蒋氏如是主动人，则腹案已足，又何必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题目呢？
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关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如今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础’，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军人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为‘经济基础’。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众怒。所以此时事实上的领袖，则是杨永泰。不幸畅卿长于知人；却拙于自知。他不知无论CC和黄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究竟是时代的产儿；是在‘革命’气氛下长大的。而他自己却原是‘北洋’政客。国民党此时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绑腿、扎皮带的朋友，究竟比抽鸦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气些。畅卿本人就是娶有两个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众’和‘干部’也难免是和他一样的‘旧官僚’。畅卿的见识还看不到旧酒装在新瓶内并不能变成新酒。他为着要和CC争地方政权，因而也组织了干部企图包办省级地方政权中的‘民政厅’。不特此也，他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江苏主席陈果夫下面的民政厅他也要侵占。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杨系新厅长因为私生活发生问题，而招致政敌的反击。
但是政学系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们反图运用新的权术来打击政敌。他们知道，大家的利禄都以一人的喜怒为依归，则就从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据说在一次党内大会的投票中，政学系党员的票并没有投向‘领袖’，相反的却投向政敌。结果他们政敌的首领的选票竟多于全党领袖的票。这一毒计竟使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