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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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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毛泽东评邓兆祥


  “要争取邓兆祥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
  ——毛泽东评邓兆祥
  “英国海军通”与“英国都市盲”—“重庆”号险些坏了毛泽东、林彪的攻锦大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穿涤卡军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兆祥小传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只剩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山河。
  为了保住这半壁江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蒋介石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
  迁至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完三大战役之后,也在思谋着如何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可是,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军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仍然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组织长江防御的,一个是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此人倒并不足虑;另一位是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此人外号“小诸葛”,功夫倒有些了得。
  国民党部署在长江南岸的100多个师,70多万人,部署在如此之长的战线,总会有薄弱环节可击。可负责协助防守长江的国民党海军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在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可是劲敌。共产党不习水战,也从来没有掌握过海军。北伐时期,在“中山舰”上有个共产党员的舰长李芝龙,最后还让蒋介石借故给免职,关押起来。
  正在毛泽东为长江水面上的军舰费思量的时候,邓兆祥率领“重庆号”军舰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西柏坡。
  邓兆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重庆号”又是怎么样的一艘军舰?
  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英国海军通”与“英国都市盲”


  黄埔军校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其实在黄埔还有一所海军军校,为清朝政府于1877年设立的广州黄埔海军学校。邓兆祥7岁丧父,家道中落,但是少年老成。1914年,在任广州警察厅厅长的族人邓瑶光帮助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海军学校第16期,时年只有11岁。因怕学校不收,邓兆祥虚报成14岁才被录取,是该校最小的学生。
  1919年9月,邓兆祥从黄埔海校毕业后,转入吴淞海军学校深造,翌年又转入烟台海军学校和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在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所海军学校中,好似走马灯般地转来转去,学会了海军军官必须掌握的航海、枪炮、观察通信、水中兵器等专业。
  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历史较早,又比较先进的海军之一。1929年,邓兆祥被国民政府推荐赴英国学习海军,1932年4月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指挥专业。这是一所非常令人向往的学校,称的上是海军将帅的摇篮,不仅培养英联邦国家的高级海军将领,而且也培养其他国家的海军精英。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邓兆祥深居简出,一门心思学习海军指挥,很少去做学习以外的事情,不久就成了“海军通”;但同时也因为不谙事故人情,在休息的时候也很少去英国的风景名胜游玩,也被同伴戏称为“英国都市盲”。
  从英国学成归来,国内早已经物是人非。邓兆祥被委以国民党海军水鱼雷营营长,毕竟是学非所用。不久,马尾海校从福建迁到贵州桐梓,邓兆祥担任训育主任职务。福建的马尾海校也出了不少名人,中日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即是出自这个学校。
  按照邓兆祥的理想,原本是学成本领带兵打仗,驰骋海疆,却因其出身寒微,没有什么根基,又不会钻营,故在国民政府的海军中,并无领兵打仗的实缺相授。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海军没有与日本海军正面交手,大部分军舰或者被日军飞机炸沉,或者自沉于长江的航道上阻塞日军沿江而上,下场极为悲惨,就连中国海军自诩的“中山舰”也盖莫能外。邓兆祥空有一身本领,却施展不出。
  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东邻日本强国被盟军打败,中国正是挟战胜国的余威,走富国强兵之路的大好时机。恰逢盟国在分配剩余战争物资的时候,有一些英国军舰要处理给中国,为了学会操控这些军舰,国民政府从青年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人,组建成学兵总队,因邓兆祥在英国海军军界比较熟悉,于是就派他担任学兵总队的一大队长,赴英国接收军舰。


“重庆”号险些坏了毛泽东、林彪的攻锦大事


  在这批军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艘名叫“重庆”号的军舰。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只军舰,原名叫“奥路勒”号,总造价为126万英镑,非常昂贵,是当时较为现代化的新型巡洋舰,排水量7500吨,满员时舰员650人,最高航速32节。“奥路勒”号有着辉煌的战绩,它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旗舰,二次大战期间参加过击沉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等战役,共击沉轴心国的军舰20余艘,是英国海军的“功勋舰”。
  国民政府为了接收和使用好该舰,邓兆祥和学兵大队的学员在英国一呆就是3年。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军舰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回国,8月14日经香港、上海等地驶至南京下关码头。
  国民党政府接收“奥路勒”号之后,最初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震旦”号,后来又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为名,改名“重庆”号,邓兆祥被任命为“重庆”号上校舰长。
  蒋介石有了“重庆”号这艘现代化的巡洋舰,立刻就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此时国民党在陆上战场已呈败相,解放军迫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对“重庆”号寄予厚望,曾经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既使损失了全部的舰艇、共军冲破了所有的内河防线,本人也将率‘重庆’号在长江上下继续奋战!”
  1948年10月初,邓兆祥奉命率领“重庆”号北上,加入辽沈战役的战团。当军舰驶到葫芦岛附近,蒋介石登上了“重庆”号,亲自部署东北战事。
  此时林彪的四野正在围攻锦州,战事空前激烈。
  毛泽东指示林彪,锦州是我必取,敌必救的战略要地,恰似一根扁担挑起华北和东北,拿下锦州,就可以从战略上割断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对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蒋介石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派出了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解锦州之围。
  10月10日拂晓,邓兆祥指挥“重庆”号上射程达50里的240毫米主炮和6门152毫米火炮,向坚守在塔山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舰炮的威力非常大,据说一发炮弹可以炸翻解放军一个排的简易防御阵地,给解放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当然,炮弹也很昂贵,都是耗巨资从英国购买的。以至于多少年之后,邓兆祥想起此事还非常内疚。
  不过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并没有能够挽救锦州失败的命运。10月14日,国民党军对塔山的攻击进入了第5天。凌晨5时,国民党陆军的炮火开始向解放军塔山防御阵地猛烈轰击,但坚守阵地的四纵战士却细心地发觉,落在阵地上的炮弹已经没有从“重庆”号上舰炮射出来的,而那种舰炮炮弹飞行时的啸叫声是那样的催心裂肺!
  原来,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在这一天退出了对塔山的轰击。
  “重庆”号在舰上看不到目标,只能通过地图间接射击,邓兆祥并没有从陆军的观察报告中看到轰击的直接效果,又怕误炸到正在冲锋的国民党陆军(已经出现了误炸情况:一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塔山战区上空投了两枚炸弹,一枚落在塔山村后面的山坡上,另一枚落在国民党军的出发阵地中,炸死连长以下数十人),加之连续5天的轰击,炮弹所剩无几,便下令停止了轰击。
  后来据军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塔山阻击战,国民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打了个大败仗,原因尽管事多方面的,但与邓兆祥率“重庆”号过早地退出战斗还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邓兆祥还不知道,塔山阻击战后,四纵12师的三个团都被授予了“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四纵从此成为闻名全军的劲旅,一年之后的1949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京,在西苑机场阅兵时,检阅的就是这支部队。


“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


  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
  辽沈战役终究以国民党失败告终,邓兆祥率领“重庆”号无功而返,回到上海。当船驾入码头的时候,“重庆”舰上这些以老大自居的国民党海军自尊心又受到了以次打击:黄浦江中最好的锚位,最好的码头,都给美国兵舰占据了,只能在偏远的角落中栖身。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越来越憎恨。尤其是“重庆”号上的水兵被拖欠了很长时间的军饷,当局又强行把水兵从英国带回来的外币兑换成几成废纸的金圆券,引起了水兵们的强烈不满。
  “重庆”号上有一个枪炮下士兼舰上图书管理员,名叫毕重远,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他的秘密领导下,舰上成立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准备一但时机成熟,就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舰上的大多数水兵在回国途经香港的时候,接触了不少进步书刊,了解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所以一拍即合。
  1949年2月24日,“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在舰上的281号雷达室做出决定:25日1时30分在上海吴淞口起义。他们决定争取有较高威望的邓兆祥舰长加入!
  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个受排挤的人。当时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一个连海军常识都不懂得的人,凭借着受蒋介石的宠信而在高位,他一上任,他的亲戚朋友们也就都放到海军的高级职位上,让他们穿上一套海军将领的制服。这些人狐假虎威,乘机大发国难之财,因此,军舰来往装运走私货物、搜掠运货的民船的事件时有耳闻。
  邓兆祥早就感觉到,继续留在国民党海军中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此时又有风闻,“重庆号”已被编入海军第二舰队,准备驶入长江,用来阻挡解放军渡江;而且,邓兆祥舰长的位置也将被桂永清的亲信取代,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的幻想也完全被打碎了。
  起义水兵很快就占领了舰上的兵器室,拿到了武器,控制了全舰。“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派出了王颐桢等3名代表,前往劝说舰长邓兆祥,邓兆祥思虑再三,决定参加起义,把“重庆”号开往山东解放区。邓兆祥在关键时刻参加起义,使一些对起义犹豫不决的人立场坚定了立场,一些顽固分子眼看大势已去,也不敢作对。
  7500吨的军舰,数百人的水兵,没有舰长的统一指挥还真是寸步难行。邓兆祥亲自绘制了海图,设计瞒过了国民党海军当局,下令开航,驶往烟台解放区。
  2月26日6时,经过25小时的航行,“重庆”号安全抵达山东烟台港。为了避免遭到解放军的误击,“重庆”号舰桅上特意悬挂了一面特制的红旗。
  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1949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华东军区的电报:“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重庆号副舰长)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解放军胶东军区首长和烟台市长热情地迎接“重庆”号的到来。
  邓兆祥率“重庆”号起义,使幻想固守长江防线的蒋介石大吃一惊,一方面下令将桂永清撤职留任,所有海军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另一方面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炸沉“重庆”号,以免为解放军所用。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深感失望,放弃了原来打算移交给国民党另外两艘巡洋舰的计划。
  烟台港本是浅水港,停泊大型舰只多有不便;胶东军区的防空能力并不很强,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轰炸,邓兆祥指挥“重庆”号开往已被解放军占领的辽东葫芦岛码头。
  3月4日,邓兆祥指挥“重庆”号抵达葫芦岛港口,5个月前“重庆”号轰击解放军的硝烟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不忌前嫌,派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亲自到码头迎接邓兆祥。今是昨非,邓兆祥感慨不已。


“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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