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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方士的历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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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中国是个农业国,对洪水和干旱很敏感。山西的植被较差,生态恶劣,向来干旱,这种状况不是一二任地方官吏所能解决的。曾国荃巡抚山西,能够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徒步求雨,两天不饮食以求雨;带领百官求雨,这些行为可以得至民众的好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心理上慰借百姓。祈雨数日,果然得雨,似乎天老爷感动所致,非也,自然之必然也。
  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一个大员,早年做过乡村塾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襄办军务,后来致力于洋务运动及新疆事务。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
  左宗棠相信梦幻,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归于做的一次梦,并且对身边的臣僚讲梦与经历的偶合。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记载左侯相之梦云:
  左侯相未遇时,梦应省试,领解额,甚觉得意。……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盖其景皆梦中所见也。其后,以所历之境,印证前梦,一一吻合。及关陇隶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元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策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按:左宗棠在年轻时做的一次梦,竟然与一生经历完全吻合,这实在令人称奇!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左宗棠确实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梦?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性,梦岂能与之巧合?梦乃不可实证之物,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当然,梦见立功建业是完全可能的,梦可以增强人生的信心,但梦不能详证人生细节。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学术界认为有五点原因:第一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第三是战守无策,指挥无能。第四是将令保守,战术笨拙。第五是军队腐朽,军民对立。然而,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原因,即方术在战争中的负作用。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
  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


参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于迷信,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朝有的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干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附会,有待另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身为清军主帅的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一国之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不按科学办事。
  先说杨芳,他是晚清的一个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饶恕的糊涂之举。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3月先于奕山到达广州。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云:
  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比杨芳迟到,但迷信程度却远远超过杨芳。他不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淋湿了英军装备,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气变化归于苍天显灵。他在给道光皇帝年奏云:
  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全歼英军,因为对方的火药已潮湿,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于敬神去了,并且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试想,如果当时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持军务,断断不会做出如此窝囊之事。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签约后,广州战争安静了一段时间,英军在考虑进攻方向,奕山在欢庆神功。偏巧,气候瞬息万变的南海在7月21日(阴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刮了大飓风,把英军的十几条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没。奕山又借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声称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天威大显,所有英舰“尽数沉溺”。时人贝青乔在《咄咄吟》记载:
  粤东尖沙嘴飓风大作,漂没民寮数百家,适夷船乘风驶入闽浙海面,靖逆将军奕山谓尽


数沉溺,逆以神助入奏,观音、天后均加封号。
  实际情况是,英军主力已向闽浙转移,更大的危险已经开始了。在这紧急关头,奕山谎报军情,使清政府掉以轻心。道光帝果真以为有“神明默佑”,为了感天之恩,颁发了二十柱大藏香,命邻奕山等人“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答谢神庥”。
  1841年8月,英军趁清政府的麻痹,大举攻占了厦门、定海、宁波等沿海重镇,其之所以得逞,真应感谢奕山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蒙哄了清政府,放松了定海等军事重镇的警备。奕山如果不沉溺于迷信,战事应当在广东解决,不会造成东南沿海的恶劣后患。
  战争继续扩大,道光帝决定改派将帅。于1841年10月派宗室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大将军,以侍郎文蔚为参赞,赴浙江反攻。可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这两个主帅也是昏庸鼠辈。他们于12月抵达苏州后,终日淫乐,并以占梦术和择日术指导战术,继续打了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奕经和文蔚)先于腊之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
  这个梦是1842年2月25日做的,正是阴历腊月。后来英国的璞鼎查到香港办事去了,巴加和郭富到舟山去了,有船在宁波向外运物资。于是,有谣言说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要撤走,奕经和文蔚以为自己的梦兆灵验了,收复三城只在覆掌之间,颇有些飘飘然。他们决定派几股暗探潜入城中作内应,克期举事。
  按说,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还是可取的。但是,奕经又在无意中泄露了作战时间。起因是,他固执要按照方术选择吉日,以期在最佳时间进攻。于是,他亲自到西湖关帝庙求签,得到的签文上有“虎头人”之语,术士推断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必获全胜。应经乃决定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即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在地支中,寅为虎,四寅为四虎,被认为吉祥。
  此外,奕经又加了“一寅”,挑选生年属寅的庸才段永福为前锋,任总翼长,是为五寅。
  按照实际情况,这个日期是不适宜反攻的。当年浙江的冬雪很大,入春后连旬淫雨,军队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偏偏奕经又兴师动众地选择吉日,街谈巷议,把反攻日期传给了夙来重视情报的英军。英军在清军反攻前,设伏地雷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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