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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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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当如此也。”如果他们只是说说就完事了还好,当他们处心积虑,筹备实现这些向往时,就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类人最为统治者头痛,防备也最严。事实上,项羽、刘邦的确也成为灭秦的主力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羽、刘邦就是其中的“两户”。这类人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搏风击浪,以求一逞,往往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这些人是被统治者视为不逞之徒的,是社会边缘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类。
  社会边缘人物最容易投入江湖,有些处在社会边缘时就已经和江湖人物往来,甚至结成团伙,在江湖上作感情上的投资,为将来下海作准备,这是真正威胁到封建统治者宝座的人。因此,统治者对于这类边缘人物特别关注,识别和如何处置这类人,就是统治者绞尽脑汁也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边缘人是个灰色的群体,由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而成为边缘人的还好识别,也好处理(如宋代对于武将老是心怀惴惴,监督很严,甚至是凭空猜疑,岳飞的冤案就与这种心态有关);那些心怀不逞之徒就很难识别,更难处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率不高,能够负担的社会组织成本有限,因此古代关于社会组织的思想(这种组织是需要花钱的)虽然很发达,但限于经济条件,实践中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不高的,仅仅到达县一级(不同时代略有差别)。而社会边缘人的政治能量很大,社会想要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仅就宋代的例子,看一看统治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3宋代的社会边缘人
  我们研究通俗小说,应该特别关注宋代的情况,因为通俗文艺作品到了宋代才大张其道,江湖文化(指游民的江湖)也是在宋代才被披露出来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江湖文化到了宋代才形成。从《水浒传》这一类通俗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感召力、凝聚力。唐代的文人士大夫“谋官谋隐(实际上是回乡当地主)两无成”,还要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到了宋代,本来在主流社会有安适生活的偏偏向往江湖,要在江湖上一争高低,寻觅前途,岂非咄咄怪事!南宋诗人华岳在开禧三年(1207年)向朝廷献《平戎十策》,其中有《取士》一篇,对当时社会边缘人有很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控制他们的办法:
  夫名山大川,秀由所钟;ND052山乔岳,神由所降。千岁之日至,则间世之士生。必有翘楚之材,特起之子,梦寐未形,占卜未见,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罗之以科举邪?彼不善于章句之儒;诱之以利禄邪?彼不由于闻达之路;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农,罗源贾木之樵牧,六安辽峰之高隐,羊岘房陵之商贩,类多抱负所长,高出世表。能否相参,有无相授,非不欲求用于世以尽其所蕴。然上则拈致无方,而下则无阶可进;内则搜访无术,而外则无门可入。是必庙堂广于延纳,而无间于疏远;幕府勤于听览,而无拘于早暮;监司州县专于荐举,而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沉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不能自效;四曰豪杰,谓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五曰罪戾,谓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谓才气过人,轻犯刑法;七曰将校,谓素有谋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谓隐于吏籍,不得展布。……其有言词浮诞、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乡贯、指陈他事者毁之。言词朴直,无令弃之,恐过人之资,拙于朱墨;虚词华丽,无令收录,恐科目之儒,例于奔竞。如此则闻达者既至,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利禄者可招,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至,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山林之奸,不能尽收,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睚眦之衅。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华岳小传”中提到了这段话,并说华岳提到的这些人可以算得是《水浒传》的一篇总赞。在我看,这篇《平戎十策》讲的就是如何发现和识别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把他们罗致朝廷,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把可能危及社稷的“草莱之雄”、“山林之奸”变成抗金力量;即使眼前他们还不会立即投奔到朝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档,他们的住址也被有司掌握,将来有事找他们时也是心中有数,十分方便了。华岳认为他们是“英雄豪杰”,但又是十分危险的“英雄豪杰”,你不收纳他们,小者他们会扰乱社会,大者就有可能与朝廷对抗。华岳把他们分为八类:包括沉沦于下层的小官;没有官职的穷隐士;没落的武将子孙;江湖领袖;急于脱离犯人处境的罪人;有才气、不怕犯罪的流放犯;久在行伍的小武官;有才力、有抱负的小吏。这八类人都在我们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之内。他们有的是因为穷,有的是被政策排挤在社会边缘。华岳主张应该对这些人先进行测试,看谁有才能,便编入“人才库”,或给予现实利益,或作为后备人选。但这些毕竟是纸上的东西,很难变成可操作的方案。又因为名分、礼制与其政策的完整性所限,统治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吏人、武将等的政策,更不可能从罪犯、流放犯中大量选拔官吏,至于“江湖领袖、山林标准”则是统治者打击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变成依靠对象;即使把他们招拢了来,地位的差距、多年的隔阂所造成的猜忌,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


说江湖(7)


  因此边缘人大量地回归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更大的可能还是舍主流社会而去,堕入江湖,成为江湖中的中坚力量。专制统治者也不可能全面招揽社会边缘人,纳入它的控制系统。统治者能够做的、而且要努力去做的,还是加强对边缘人物的控制,他们要弄清边缘人物的数目、姓名,在造户口册时要注明,并限制和管理其活动,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对于那些在统治者看来是“不逞之徒”的人,更要严加看管。具体如何做,各个朝代还是各有特点的。总的说来,宋代因为缺少经验,对于社会边缘人管得不多。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游民,他对游民、江湖人、社会边缘人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特别注重控制士农工商的活动范围,限制其活动自由,连商人长途贩运都要有“路引”(凭证),并对所去方向、远近均有所控制。学生士子读书不许住庙。清代对于特别需要注意的边缘人物,则是通过户口册控制,在造户口册时把他们打入“另册”。
  二、社会边缘人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主题就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的,所谓的“游民奋斗”,也包括了社会边缘人在社会边缘上苦苦挣扎、堕入江湖以及回归主流等等复杂过程。《水浒传》里的社会边缘人都是自我边缘化的。
  ①例如晁盖是郓城县东溪村富户,属于农民富裕阶层。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这些做法不要说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就是前二三十年的中国,也会被作为“不逞之徒”的另类分子来看待的。为什么呢?他的“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做法,就不是宗法社会中正统人士应该有的品质。汉代荀悦在《汉纪》中论及游侠郭解时,说游侠们“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每个人的情感都应该从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开始,而游侠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和“宾客”的欢心,这在正统人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也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而晁盖所交往的很少有主流社会中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如宋江之类;有的还是匪类,如刘唐之类。从《水浒传》中不仅看不到家境富裕的晁盖如何照顾自己的宗族(这在宗法社会中是义务),而且书中还写他“不娶妻室”,这更显得“另类”。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晁盖这种断绝自己后代的做法,肯定是为当时社会舆论所不容的。晁盖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最爱刺枪使棒”。宋代禁止老百姓习武,不许私蓄兵器;宋真宗时曾下诏《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河北是当时抗辽的前沿阵地,这些地方都不许百姓学习“击刺之术”,其他地方可以想见。这样干犯朝廷的禁令,非要“好武”之人,自然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和打压的。
  从表面来看晁盖是边缘人,实际上,晁盖一只脚已经跨出边缘,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生辰纲”的消息,不自己联系几个哥们去做,而要千里迢迢,到郓城报告给晁盖,由晁盖领头去做?这说明晁盖与宋江不同,他在没有正式下海之前已经是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了。晁盖的威望使得江湖人相信他,相信只有在他的领导下,这笔买卖才能做得好,不洒汤漏水。
  ②宋江与晁盖不同,他未下海时只是社会边缘人物。作为吏道纯熟的吏人,平时玩法自肥,作奸犯科,“专犯忌讳”之处,肯定不少,所以才在家中挖了地窖以作临时避祸之用。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热情接待江湖朋友,《水浒传》中说他“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这几乎与晁盖一样。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挥金似土,肯于花钱,“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笔投资。宋江的投入江湖好像有些被迫,实际上是狡兔三窟。宋江早就把闯江湖看成他发达的一条通衢呢。在浔阳楼所题《西江月》中有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作为一个吏人,他为什么“攻经史”、学“权谋”呢?我想他就是把自己发达的道路寄托在对主流社会的抗争上。他还会与周围的人们搞好关系,郓城县中从知县时文彬到卖糟腌的唐牛儿,都与宋江有极好的关系,这些都是他对抗主流社会的资本,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江湖领袖人物必备的资质。这一点是晁盖所缺乏的,晁盖交往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缺少长远眼光。吏人的边缘化是社会造成的,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这类人物很多,如朱仝、雷横、戴宗、蔡福、蔡庆等。他们本来就与江湖有着广泛的联系,最后也投奔了江湖。
  ③贵族出身的柴进,可能怀有对祖上帝业的怀恋,他专爱与社会边缘人物打交道,资助流落江湖和陷于困境中的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人物;而且昭告四周,他的仆人庄客都了解主人的癖好,连附近酒店的老板都知道,为柴进招呼流放的配军。柴进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利用心呢?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作为都会被统治者所嫉视。
  《水浒》中还有一些有侠风的人物,典型的就是鲁智深,他的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洁白无瑕的,是一心为人的。鲁智深是个军官,本来可以不与江湖发生关系。一是宋代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他对于闯荡江湖人中的武夫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如与史进相见时的表现);二是他好打抱不平,像古代游侠一样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冲动,见到不平则不能忍耐,先是救助不相识的金老父女,军官当不成了,出家当了和尚。后来为救好汉林冲,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得下海,上了二龙山。
  ④这些人物从社会边缘到与主流社会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投入江湖,他们走上叛逆道路的过程不同,个性更是千差万别,但还是有许多共同特征可寻的。如:好武,爱使枪弄棒;好结交朋友,不重宗族家室(有的根本就没有);不好女色,不注重子嗣;乐于帮助江湖朋友,为他们付出金钱或性命;富于冒险精神,与社会谨小慎微的君子迥异。这些特点许多是处于主流社会的人们所不具备的,有了这些特点,自然会与主流社会疏离,统治者会将这些人视为不逞之徒。
  主流社会里边缘人物的边缘状态,虽然与其处境有一定关系,但大多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晁盖、柴进完全可以本本分分地过自己的日子,享受人生的乐趣。可是他们不这样做,这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过那种安定而平庸的日子。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有更隐秘的追求,他们许多超出常人的行为也有特定的心理依据,可惜作者没能深入挖掘和描写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社会边缘人一旦投入江湖,绝大多数不会以合法手段谋生,而是搞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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