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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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67节防备墙内的监听
返回洛杉矶前，母亲带我到后院，她是为了防备墙内的监听。我们坐在参天松树下的长椅上。母亲打开随身的保险箱。
家破人亡之前，每一次分别，都是诀别。飞来横祸之时，每一滴泪水，都是祸水。万马逐鹿之间，每一封家书，都是遗书。死不瞑目之后，每一种心事，都是后事。
母亲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本焦黄的家谱。在这些黄历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追溯到两千年前。
母亲心静如水地说，你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时代被车裂的思想家，战国时代被凌迟的政治家，秦朝被活埋的文人，汉朝被阉割的历史学家，隋朝被割喉的音乐家，唐朝投水自尽的诗人，宋代被放逐的词人，元代被斩首的戏剧家，明代被通缉的小说家，清朝被乱箭射死的哲学家。
母亲说，每一百年，你父亲的家就轮上一次家破人亡的劫数。一百年前，你高祖是血战八国联军的将军。全军覆没后，八国联军满门抄斩全家。都是诗人，在牢里受尽酷刑，肋骨都被打折，浑身被熨斗烫满血洞，最后一千多人被同时枪决，杀手还不过瘾，又砍掉他们的头颅。一千多的头血糊糊地滚在地上，又用铁杆撑在城楼上。
你曾祖逃过这一劫。灭门之灾使他二十八岁就成了将军。他的身上穿过六发子弹，竟然挺过没有麻醉的取子弹手术，当时一口牙咬松，手指也几乎攥折，可是疼痛如雨的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后竟然告诉医生，他一直在数着，一共缝了多少针。
他的队伍被围困在鸟不生蛋的山上四百八十天，昼夜枪林弹雨，最终失守自刎，他的尸体被解剖，那些日本人不敢相信，一个率领千军万马和他们血战到底的将军，胃里竟然只有草。
母亲说，在人与骨灰之间，只有那点血气。那点血气没有了，只是一张人皮。在地上与地下之间，只有那点灵魂。那点灵魂不见了，只是一具尸骨。
战争的版图上，硝烟的风景线里，一时尸体昂扬。血泊里，灵魂驰骋。在这苍茫的海上，波浪耸起的绞索，这样寂静。如果从古老的历史里，割下一块肉，滴下的血，让人昏迷。这片土地流尽了血，举起的却是模糊的旗。这片土地飘乱了魂，载着的却是破碎的心。在急湍的抽泣中，方舟，只是一张破碎的手帕。诗人，从来不流一滴眼泪，恰好，泪水也没有浇活过一粒种子。
我祖父，从小讨饭流浪，他被在中国寻根禅宗的洋居士收成义子，后来带到美国，没有想到义父是联邦银行的股东。他把你祖父一手缔造成了第一代华裔银行家。父亲二十几岁接手雨后春笋的银行后，祖父就披上红色袈裟，隐遁到深山老林的庙宇里。
这本家谱，在我的手里，血肉模糊。世世代代，他们山穷水尽。大起大落中，他们难逃一死。生生死死，他们听天由命。在这种气氛中，他们传种接代，养育出我的父亲，命运多桀，又桀傲不驯。
母亲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本她的诗集。她口气凝重，“假如有一天我也有不测，这是我留给你的遗产。”
我翻开，读着第一首诗，“人。”
一堵肉墙，在细菌武器面前，只是尸体
一座人城，在化学武器面前，只是废墟
一个民族，在核武器面前，只是灰烬
有了这些武器的人，真理就在他的手里
就连恐怖主义者，都争先扮演上帝
一个政府是世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又有谁惩罚惩罚者
我震惊地看着母亲，也许，她惊人的锐利归宿于基因。我的外祖父，哲学教授，一生研究繁星灿烂的天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外祖母，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一生研究色彩、音符、文字里的真善美。
外祖父逝世那年，恰好80岁。去世前，他说，我不敢想像我每天和78岁的恋人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已经睡在一起60年，从来没有一天分离过。外祖父逝世的一小时后，外祖母就停止了呼吸。他们葬在同一个棺木里。棺木里的惟一陪葬品是他们生前共读的万卷书，埋在棺材里他们也要一同呼吸书香。
外祖父的父亲，落魄的诗人，终日咏叹美女和坟地，掌管月亮和蜘蛛网，年过五十，还是一个少年诗人，最后和一个少女私奔而去。
我翻着几百页的诗稿，掂量着重量。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诗是我的血液，为什么诗又使我贫血。
“遗言。”我读着母亲的第二首诗，“我捂着胸口上被插进的匕首，不敢拔出来。不拔出来，还有一点时间，料理后事。拔出来，就会失血而死。我怕闭上眼睛，就再也不能挣开，我就忍着激荡不已的剧痛，等待着你。我要让你亲口答应我，永远不要和危险的人在一起。”
我不由地问，“什么是危险的人？”
“政客。”母亲宁静地说，“有四种政客，你要远离。一种是预言家，如果早说出来，就是把自己的头，放在粉碎机里。一旦说出这个预言，再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小舍小得大舍大得，都为时已晚。”
“第二种呢？”我听着我忌讳的名单。
“第二种是冒险家。”她看着云彩，“即使告诉他，再过去就是断头台，也没有人挡得住他，向来胆大的吓死胆小的。在那张舞台上，他被掌声捧着。高高在上的时刻，他忘了怎样下台。他像间谍，变幻着身份，时时牢记，欺骗观众，忘记自己。即使是千面女郎，也被打入冷宫，最终拉去陪葬，只因争到过一时恩宠。”
“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陪客。”母亲好像从历史的隧道里穿了出来，“加冕仪式上，限他为看透的人大笑。笑得太久了，也就不再肉麻；葬礼上，限他为陌生人大哭，哭得太久了，也就不再虚伪；布道场上，限他为敌人跪拜。跪得太久了，也就不再吃力；刑场上，限他对亲人行刺。刺得太久了，也就不再痛苦；被迫的次数太多了，也就不是被迫。从犯的次数太多了，也就成了主犯。”
“第四种呢？”
“第四种是奴隶。”她一针见血，“受赏的奴隶，嘲笑被贬的奴隶；手执皮鞭的奴隶，嘲笑鞭子下的奴隶；跪着的奴隶，嘲笑受刑的奴隶；垂危的奴隶，嘲笑断头台的奴隶。这些没有灵魂的肉体，世袭着奴隶的牌位。”
我说，“我糊里糊涂地活着，好像就被这四种人包围，可是离他们好像是阴间阳间之隔。”
母亲叹息，“鱼对于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知道些什么。糊里糊涂，反而是幸运。难怪古人会有难得糊涂的遗训。他一定历尽了智者的劫难，最后只是一场时光的惘然。一定倍受世人的嘲弄，最后深感大彻大悟，为时已晚。一定在被遗弃的尘埃里，最终感到乐从中来的超脱。这是大难不死后的归宿，那些抽搐、祈祷、悲歌、徘徊、撞击以致疯狂，都成了你的背影。”
太阳下山后，空气像背水一战的墓地一样肃穆。
我来自一个人间地狱，梦都梦不见，这么多噩梦，一夜成真。从什么时候起，就上了死亡名单，每跨出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万劫不复，每一次劫数，都可能是最后一劫。可是最多只是一死，我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母亲在交待遗嘱，“王子也会走投无路。不过，任何时候都要坚强，不过是一颗子弹，那不过是一瞬间。”
我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我们像是在刑场上最后一次握手，我能够感到血液流进彼此的血管。
突然，母亲握着我的手，满脸泪水，“你是惟一让我和你父亲死不瞑目的人。”
我预感到，我们就要诀别。
第六章第68节改变了航程
我临时改变了航程，飞往纽约，会见为我出版小说的总编。
我们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见面，他人到中年，时时看表，风风火火好像晚年就在今天晚上。
我把母亲的诗集递给他，他像读电报，一分钟就翻阅了全文，无精打采地说，“如果想害死一家出版社，就让它出诗集。如果想害死一个人，就让他当诗人。诗歌，是没落时代。”
我说，“我可以自己付钱出书。”
他边修指甲，边惆怅地说，“上次有理查德这样的好莱坞财东为你担保，你如果继续让他担保，我们依然为你出书，但是不是诗集。小报上说你父亲每年圣诞节前包火车送礼，送珠宝，送游艇，送柔斯莱斯，送直升飞机，送海滩豪宅，送的礼够养活我们出版社一辈子的，没想到他的女儿也有求我的这一天。你已经没有威风八面的老爸给你撑腰了，也没有富可敌国的史东家族给你作主了。公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知道，作家可怜，诗人更可怜，女诗人不仅仅是可怜，而是可悲。当初我们给你出书就是买你老爸和史东家族的面子。”
他把眼镜摘下来，让我看清他的瓶底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色眼。他说，“你记住，最赚钱的就是一个性字。写什么诗，除了你，还有谁看？”他的嘴边涌起肥皂泡，惟恐我还听不明白。“你就在好莱坞，为什么不写点名人绯闻，你知道，他们的一张裸体照片就能炒到十万。有了，你写一本一个大亨专买处女初夜的小说，每个初夜都一针见血，千万别写成心理片，而是动作片，只要抓住刺激这个字，我保你畅销。假如你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可以言传身教。”
我把母亲的诗收回到背包里。我感觉这些诗，像一个琴师一生献给了一架已经绝迹的古琴，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误。
我走向门外时，总编雷厉风行地说，“只要你还能说服理查德签下我们出版的十部小说的电影合同，我可以赔钱出你的诗。”
提到理查德，我的烈火就在细胞里蹿跳。我毫不客气地拉开了门，总编说，“为什么非要当诗人呢？你可以当个模特、演员、歌星，或者时装设计师，或者按摩院的女郎，或者嫁个富豪，妓女也很风光，这个世道，笑贫不笑娼，诗人可要饿死人的。”
他还嫌我不够清醒，“其实诗人也不会饿死，只要你搞个发明专利，比如养一万个产妇，把她们的母奶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人奶的营养比牛奶高几百倍，你的公司还可以上市，到时别忘了给我点股份。”
我狠狠甩上了门。这块门板就像一张棺材板，如果我再进去，除非用棺材板把我抬进去。
这种悲哀，像慢性毒药，吸收在我的身体里。我感到自己，已经患了败血症。当我回到比佛利山庄，这种悲哀更加恶化。
剧烈的敲门声。我打开门。
史东先生的保镖拿出一张纸，在我眼前晃悠，“你的房子已经属于史东先生，这是法院判决书，勒令你十五天内搬出。”
我抓过那张纸，看也不看，当即撕得粉碎，咬牙切齿地说，“我告诉过你们的主子，回去再告诉他，派人打死我，记住，一定不要给我留一口气，只要留我一口气，就是你死我活。”
保镖笑笑，“猫有九条命，人只有一条命，你能怎么样？”
我像合上棺材板一样，狠狠地把门甩在他们脸上。
回到卧室里，开始肠绞痛。我连忙拨着吉米的电话，可是秘书说他去了欧洲电影节。
疼痛，像刺刀刺进肠子里。不仅拔不出来，还无休止地戳捅下去。肠子分秒之间就会爆破。我只能安慰自己，只有这种疼痛，才能制服我的悲哀。
深夜，我一阵阵发抖，不知是因为发摆子浑身抽冷，还是因为痛不可忍。忍无可忍时，我拨响了911。
不到两分钟，急救车就赶到，把我捆绑上担架，风驰电掣地送进急救室，止疼液输进我的身体。
昏沉中，看见医生手里拿着检验单，向我走来，对我说，“可以看见你的孩子了，那块肉像拳头那么大。”
医生一阵风地走开，却把我从昏沉中唤醒。那块肉，是参议员的，还是史东先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魔鬼已经附身。
我曾经多么想作理查德孩子的母亲，在急诊室里想起理查德，想到我有可能怀着的是他父亲的孩子，我虚脱过去。
出院以后，我到医疗器械店，详细询问小型吸尘器的功力。销售员开玩笑说，力量大到可以把几个月的胎儿吸出来。我当即拿下。
回到家，像手术医生一样戴上手套，给吸胎器酒精消毒，然后，把树干塞在牙床之间，最后脱下内裤，V开双腿。吸胎器像一把刺刀，我像畜医一样奋勇抄起，行刺般地捅进自己，穿透子宫，挖掘着我的肉时，我的床颤成了铁索桥。
我的大脑从未有过的清醒。见所未见的酷刑都在这一刺刀中。一浪高过一浪的疼痛，大豆般的汗珠糊住了眼睛。多少次剧痛白热化时，我竟然把树干咬穿。吸尘器像把刺刀，我的拳头攥松，竟然攥酥手指。
我到底要试试自己，如果我发出一声哀叫，那就不是我。我让自己挣开眼睛，从镜子里看着刺刀穿没在我的肉里。我的每一颗牙再也坚持不住，全体卧倒，满嘴的血顺着脖子涌到枕头上。
在肉刑中，我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当我抽出吸胎器，里面吸满了我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