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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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根据临时军费令之规定，该费用应从预算内支出。
上述两份报告都盖有陆满密第401号及昭和1916年5月22日的印章。
附件一中，在开列各种弹药的末尾处还特意注明提供榴散弹和红弹。
附件二的末尾则请求提供黄弹。其规格及数量如下：
（附件二）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2）
规格型号数量九五式野炮黄弹药筒180个九一式10榴弹炮黄弹药筒160个九四式山炮黄弹药筒180个四年式15榴弹炮黄弹药筒20个九六式16榴弹炮黄弹药筒60个九二式10加农炮黄弹药筒40个丙型黄弹2000公斤附件二中的所谓“黄弹药筒”指的就是持续糜烂型毒气，当时陆军省本部已批准它在战场上使用。
报告（B）中的副官是指陆军省高级副官川原直一；报告（A）则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呈给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有关请求提供特种弹药的申请报告。
虽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施放毒气的案件目前正逐步浮出水面，但我认为，它离解开全部真相之谜仍相差甚远。譬如《细菌战与毒气战》之二记述了“日军四处施放毒气残害众多中国百姓”内容，但恰恰就是这部分到目前还未译成日文。该著作中的“放毒大事记”举证了日军毒气作战的744个案例，现笔者将其整理成表附后。另外，吉见义明在《失去法律时效的战争责任》（绿风社出版）的一书中也认为：“日军实施的毒气战现已明朗化”。但他书中举证的日军在武汉作战中使用毒气达375次以上的这个数字，就没有统计在“放毒大事记”之中。日方所搜集的资料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那些日本战犯们的供词。尽管这些资料极其珍贵，但它仍具很大的局限性；而中方的统计又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报告，当然它也未必一览无余、滴水不漏。其中的不足之处，恰恰就在于这里面缺少来自国民党战线上的统计数字。我想，填补这一空白的任务恐怕要由日本的历史学者来完成了。虽然本书也记录了744次这个数字，但我认为，实际数字则远远不止于此。由此可知，如今已统计出来的这744次毒气惨案就足以令人震惊不已，而那些尚未揭露出来罪行又有多少呢？
另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记录的“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中，附有一份“关于日军在中国实施毒战的说明文件”见《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9）《有关毒气战资料》，资料15。。其中记载着：据中国军方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境内使用毒气1312次，死伤者 36 968 人。日军施放毒气次数统计
年度次数放毒大事记统计远东军事审判检察机关记录１９３４１１９３５１１９３６１１９３７１７９１９３８１３８１０５１９３９１２３４５５１９４０１３６２５９１９４１８４２３１１９４２９２７６１９４３８７１３７１９４４５６３８１９４５１２２２合计7441312
毒气试验地——伪满洲国
除本书提到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实地演习之外，“放毒大事记”一文中记录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毒气的案例不多，它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新京第二独立守备队使用糜烂型毒气方面的培训、见阿部清二笔供（1954年9月20日），（1）—119—2，626，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野战重炮第二联队的实战演习、见宫下胜弥笔供（1954年8月10日），（1）—119—2，29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3页。三棵树护警队对拘留的中国人进行催泪瓦斯测试，见冲野一行口供（1954年9月16日），（1）—19—2，697，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4页。以及牡丹江陆军医院院长兵藤周吉在外科手术间给一名拘押的中国人做摩烂型毒气试验见片桐济三郎口供（1954年8月17日），（1）—119—2，206，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而已。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只是把中国东北、即伪满洲国作为毒气的试验地，而真正实施毒气战则放在了长城的另一侧，即关内。
因此，尽管关东军在兴隆一带大肆残杀百姓，但因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且又是日本鼓吹“五族协合”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内侧，所以它在这里一般很少公开使用毒气作战。而偏岭子村老人们提到的龙井关施放毒气，拷打村民的惨案，理应是驻守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的日军所为。与其说一一审讯这30名村民，还不如统统毒死来的痛快，而这正是毒气战的特点。
据说1941年5月，第九独立守备队第13大大队在承德离宫内举办了一次毒气防卫训练演习，演习中使用的毒气弹是红筒和绿筒。见高桥正三笔供，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02页。那么此次演习的目的何在？它要防卫的敌人又是谁呢？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车河流域
关东军用尽各种手段对车河流域的百姓进行了残酷迫害，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细菌试验、毒气试验及毒气球爆炸验等等。究其原因，车河流域乃是进入八路军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北入口。当年这一带曾归属承德县，且又为热河省公署直辖。因此，承德的军、警、宪及讨伐队每次进山扫荡都要路过这里，而柳河口又是他们进入车河流域的必经之地。
卡茶山之谜
日军特意从承德经柳河口运来的不明之物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要连同运来的石块一起埋在卡茶山上呢？这始终是当地人的一个不解之谜。
当地的村民们都深信，不明毒物就是从日军在卡茶山掩埋物体之处散发后，才使得人们患病的。但我认为事情可能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地人患病是在日军掩埋不明之物一年后才发生的。况且日军想要搞试验，则根本不必如此费力地埋些什么毒气之类的东西，只要投放些培养后的虱子就极容易使当地爆发一场流行性斑疹伤寒。因此我认为，无法确定卡茶山上埋的就是毒气。
臭雾之谜
我认为柳河口上空的臭雾或许是日军飞机喷洒的毒气被五凤楼山上的流雾带过来的。据当地村民讲，日军的飞机每天都在黑河上游和成功村一带的上空转悠。因为面对着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八路军，所以日军也只能采用飞机低空喷洒毒气的方法来消灭他们。若真是空中喷洒毒气的话，那么随风飘到柳河口一带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喷洒的又是持续性毒气，则这种气味的滞留时间还会更长一些，所以人们闻到毒气后，自然就会感到头痛恶心。此外，我还听当地人讲过：“事先也未听说日军要搞什么试验呀？”的话。由此可以认为，投放毒气之事并不是当地驻军干的。因为日军也同样驻扎在村里，如果不事先有所准备，他们也同样会受到毒气的伤害。
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也提到了日军投放毒气的方法。他说，喷射毒气后，30分钟之内天空呈灰色雾状。用炮弹发射毒气后，无风时毒雾弥漫范围可达300平方米，顺风时可飘至7～8里地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1938年11月3日），（1）—715，第48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87页。之远。由此可知，若用飞机喷洒毒气的话，其覆盖范围肯定会更大。
与柳河口相比，车河堡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因车河在这里分流后又进入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所以车河堡一带遭日军逮捕杀害的村民极多，而且各种中毒死亡者也不计其数。
“雀盲眼”之谜
据当地村民讲，当年配给的食盐中有黑色的小颗粒。人食用后，双目失明且又意识不清，此现象在本村和邻村都发生过。这黑色的小颗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此事还有待进一步向专家们请教。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气球炸弹之谜
据当地村民们讲，他们把落到山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气球割开后，里面立即喷出一股气体，人一闻就出现眼睛流泪、头痛、呕吐及头昏等症状。此后，当有人将气球捡回去用作铺盖时却发现，其材料既不是塑料，也不是纸和布。因当地人还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所以就把它说成是用“日本纸”（和纸）制造的，而且人们还说，当时并没发现粘贴气球用的糨糊痕迹。不仅如此，据说气球溅落的草地都枯黄了，人接触后也出现了体内水肿及皮肤溃烂等症状。因此使我想起，七三一部队林口防疫给水支部长癡原秀夫的供词中就有一项涉及到了气球炸弹之事。见原秀雄供词，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160—161页。
癡原供词中的第五项：“经纬度炸弹”（气球炸弹）
“林口防疫给水支部的细谷少佐曾对我讲过，从昭和18年（1943年）起，内藤中佐便与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共同实施起了‘经纬度炸弹’的研究计划。
据细谷分析，它可能是在气球上安装了引爆装置后，再将炸弹吊在气球上的一种武器吧。一旦气球飞临所需到达的经纬度时，引爆装置会自动点燃炸弹引信，使炸弹落下爆炸（也可以将炸弹换成细菌弹）。
我认为这种气球炸弹的试验，多半是在筑波山或东京附近某个气象观测所的山上进行的。因为只有那里地势高才便于气球上升。此外，我还记得在《每日新闻》或其他什么报纸上也看到过这类报道，说是美国洛克西的山火就是因气球炸弹落下而引发的。
另外，由于制作气球的材料是丝纸，因而导致当时生丝市场上的价格一度飞涨。”
除此之外，在常石敬一编译的《目标石井部队》中，还收录了编号为资料45、68的两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洛克西气球爆炸案”的调查报告，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改造后的气球炸弹有可能在特定地域中落下”。
据武田英子的《地图上消失的大野久岛兵工厂》中记载：“早在1933年，日本就有了开发气球炸弹的设想，当时吴东军还特意试制了一个小型样品。但直到1942年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才开始对此进行全面研究。至1944年初，才将图纸最终交给陆军兵器总部兵器需品料去负责制造。正式生产气球炸弹时，兵器需品料还从全国各地的丝纸业者及明胶业者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原材料”。引自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人野岛毒气工厂》第146页。
另据报道，当年军方还动员女学生们参加了糊制丝纸的劳动。见林英大：《女人们的气球炸弹》，亚纪书房1985年版。
据说从1944年11月至翌年4月期间，从日本的茨城县大津、福岛县的勿来、千叶县的一宫先后放飞了直径10米的气球炸弹9300只，它们借助于偏西风慢慢地向美国方向飘去。但据美方当年7月20日的统计，这些投放的气球炸弹中，真正飘到美国本土上的只有285只。可能是考虑到昼夜温差大及远距离投放等因素，此次投放的气球上并未携带细菌弹，仅携带了自动引爆装置和炸弹（燃烧弹 2～4 枚，杀伤性炸弹15公斤）。
车河堡一带落下的气球形状大小不一，但直径都不大。很多村民都说没看见飞机投放气球的事，那么气球又是从哪里飘来的呢？但有一个人分析说，大概是飞机走后人们才发现气球的，所以我也认为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飞机上空投的。很难想象当时从承德离宫放飞的气球上会装有一种能自动控制它降落到超过1000米高的群山中的装置。
那些从飞机上投放的气球确实携带着毒气炸弹，或许其中也携带有细菌武器。但车河堡一带出现的口鼻出血及皮肤溃烂等症状绝不是病毒引发的流行性出血热，而是糜烂型毒气所产生的症状。
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在赤湖两岸的激战中，日军于22日拂晓使用了大量的剧毒武器，造成众多中国士兵口鼻出血”。引自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文章《日军在赤湖放毒，我两营官兵中毒》，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68页。此外，1939年11月20日顾祝同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也说：“日军向我浩山北阵地进攻时，使用了大量毒气，导致众多士兵口鼻出血牺牲。经军区检查后证明，日军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弹”。引自上饶顾祝同致何应钦电（1939年11月20日），（2）—787—2760，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4页。上述事件都发生在江西省。另据当年曾在迫击炮队服役的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