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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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和在陕西的国民军联军遥相呼应。此次计划的中心是夺取南京、上海，占领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地区。东路军于2月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抵达上海近郊。3月22日，上海工人经过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占领上海。中路军于3月24日攻克南京。孙传芳匆匆逃往北方。
这样，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后，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北洋军阀的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封建统治，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而翻身的工农群众又以各种方式支持北伐战争，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这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表现得尤其显著。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据统计，1927年初，仅湖南一省，就有54个县组织了农会，会员有200万人；在湖北，到1927年3月，就有农会会员100万人，而在江西，北伐军入境仅一个月，农民协会会员就从6000余人增至5万人。城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普遍成立了武装纠察队，直接配合北伐军作战。此外，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北伐战争是革命的正义战争；国共两党合作对这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并在战争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国民革命军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同时，也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
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方面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在辉煌胜利的背后，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国共由于阶级利益不同而围绕革命领导权产生的分歧和斗争一直存在。即使是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也未能将其消除，而是走向了反面。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从内部瓦解了统一战线，葬送了革命。
从大革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看，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前，直至统一战线刚一建立时。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等，就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活动。1925年夏，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些小册子成了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同年11月，以张继、谢持、邹鲁为首的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从事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由此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严重的是，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面目。他代表国民党新右派，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控制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阴谋夺取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对于新老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将老右派首领驱逐出广东。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西、湖北、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纷纷发出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正确与错误两种主张。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共产党人主张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进行恰当而又有力的反击。可是陈独秀唯恐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一味妥协退让，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这次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成员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大会召开时，共产党的代表们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新右派却没有触动。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占有7名；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仅有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尤其严重的是，当时中共中央还没看清蒋介石反共的本来面目，仍然将其当作“左派”而给予支持，以至在国民党二大上，原先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胆壮、左派孤立的局面，从而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旨在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指使其爪牙下令由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开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到达黄埔后，他又否认曾有调令，反诬“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和监视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并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行反革命夺权的信号。其实，蒋介石此时羽翼未丰，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性质。毛泽东、周恩来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的同志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不同意反击，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这样，蒋介石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反共活动。1926年5月，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这项提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指示和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经国共联席会议通过方能发出等。这是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严重步骤。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张国焘按照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整理党务案》又获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三次退让，使蒋介石和其他右派分子步步进逼，逐个夺取了国民党所有重要职务，为日后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必要条件。当然，蒋介石自知当时的实力有限，要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还需要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一时并未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决裂。但是革命已面临严重的危机。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工农运动发展迅猛，帝国主义对此万分恐惧，加紧了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一方面，它们增调大批军队，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在武汉、南京等地制造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营垒，分化统一战线，扶植新的代理人。它们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定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加之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军阀部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大批政客、官僚也来到他的身边，使蒋介石实力迅速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加紧了背叛革命的活动，其反共面目也越来越公开暴露出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当时就发表长文指出，蒋介石已经是“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搬到南昌，以南昌作为反革命大本营，加紧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勾结，企图消灭共产党，独吞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然后再继续北伐讨奉，统一全国。他反对迁都武汉，妄图在南昌另立中央，控制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是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我一定要纠正他，一定要制裁他。”他开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3月，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反革命惨案，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以及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这种严重局面，需要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可是党内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陈独秀等不敢集中力量发展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而是采取了迁就资产阶级，限制工农运动发展的政策。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兴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支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种作法实质上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不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捷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3月间，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发表。这个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阐明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党在农村中应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的报告，有力地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同时，瞿秋白等也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但是，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遭到了陈独秀等的拒绝和压制，工农运动日益遭到打击和摧残，从而使蒋介石等能够乘机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安徽赶到上海。为了采取更大的反共行动，一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