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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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全面爆发，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或者是结束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举国抗战早日实现。为了实现第二个前途，党中央确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反对新的内战；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派的内战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抗日；给张、杨积极援助，切实做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根据这一方针，12月17日我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并致电南京和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的具体建议。另外，应张、杨的请求，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等地，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内亲日派的进攻。经过谈判和斗争，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25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为了表示诚意，护送蒋往南京，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我党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内战阴谋，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它对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是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国民党政府改变其反动政策，转向抗日和民主。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我党的这一政治步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亲日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终于使会议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至此，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得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此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第四章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第一讲 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
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
1937年7月7日夜，侵华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县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越过卢沟桥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在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的拒绝后，竟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炮击宛平县城，第29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自恃其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等优势，决定向华北增派援军，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华北日军在占领平津后，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同时，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8月13日，日本军舰用重炮轰击上海市中心，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日本的飞机向上海居民滥施轰炸。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日本实际上已公开地向中国宣战。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分别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中国抗战持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在国际上，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势力组成同盟，在欧亚两洲形成了三个战争的策源地和纽带，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损害英、法、美等利益的非正义的战争。日本企图以最残酷最野蛮的屠杀政策和“速战速胜”的战略来征服中国；德国、意大利支持日本侵华战争。苏联和各国人民革命势力，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抗战采取既支持又出卖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怕日本侵略损害他们在华利益而赞助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为诱使日本进攻苏联而不断与日谋求妥协。在国内，人民坚决抗战。这个时期人民的抗日力量很广泛，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进步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是抗日的中间势力；汉奸则是中国最反动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民族败类，是日本为了“以华制华”而收买的爪牙。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国民党集团，是抗日阵营中的顽固势力，其政策具有两面性，既抗日，又降日；既联共，又反共。
抗战爆发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表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危险，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同盟者。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国际国内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坚持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为了建立统一战线，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重申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四项保证。17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同日，蒋介石发表了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言》和谈话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扩大了抗日力量的阶级组成，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促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阶段上去。”“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成份非常复杂，具有广泛的民族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但是两党都有自己的政权、军队和三年合作、十年分裂与战争的经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上述特点说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是党领导抗战、决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党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抗日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日的问题，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进行抗日的问题。这一问题集中表现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即国民党的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的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因为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抗战的目的不同、执行的政策不同、要求抗战的前途不同，因此，采取的抗战路线就不一样。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对待人民抗日的态度问题；斗争的实质是抗战由谁领导、抗战的胜利果实属于谁的问题。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决定着抗战的成败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在两条不同抗战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抗战出现了两个相互依存、相互配合、作用不同的抗日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场。
为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并具体制定党领导抗战的纲领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方面代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七七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党在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也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决定了关于实现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第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第二，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第三，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第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权利，并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是党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实现这个路线的具体方针、政策，指导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次会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行动纲领，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保证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饱受战争灾难，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会怎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予以说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无法实现。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被迫抗战，但因其腐败无能而造成军事上的节节溃退，致使“战必败”的亡国论调泛滥，汪精卫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大肆叫嚣“再战必亡”。某些中间阶层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蒋介石集团则幻想依赖英美的出面干涉和苏联的出兵援助迅速结束战争，鼓吹速胜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政学系就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日本“最后的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却有一些人存在轻敌思想，以为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的力量就可以迅速取得抗战的胜利。另外，党内党外都有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
为了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和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疑虑，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等种种错误观点，阐明党的持久战思想，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总结10个月抗战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和党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阐述。
第一，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