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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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写上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正确的”。这样，既不影响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又使党获得了团结和统一。
会议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二，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总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党和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一改过去在“左”倾错误领导下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高原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穿插于敌人之间，在敌人重兵前堵后追中进退自如。先是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蒋介石急忙调动重兵封锁长江，防备中央红军与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旋即于2月中下旬，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重入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蒋介石又调重兵扑向遵义，毛泽东又率红军于3月中旬三渡赤水，再次入川。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集大军，设置防线，企图歼灭我军于长江南岸。可是，红军又突然折回贵州，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变被动为主动，转危为安，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省大凉山彝族地区。29日飞夺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4日抵达懋功，与4月离开川陕根据地进行长征先行到此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继续北上。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而错误地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退却，与中央方针发生了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向北以利作战和发展”，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运动。
张国焘对敌斗争消极，而向党争兵权却十分积极。他自恃枪多势众，妄图统帅全军。在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推迟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为了团结对敌，党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松潘战役计划迟迟未能实现。8月初，敌已向松潘等地集结，并向红军进逼。8月6日，党中央又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战胜了严寒饥饿，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8月底北上到四川巴西。但是左路军进到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再次反对中央决议，重弹“西进”、“南下”的老调，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进入甘南，随即又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他们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胜利结束。
坚持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焘，在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分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10月5日，他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斗争，并同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徐向前等一起，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重新南下的部队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在这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经历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八个省的十五个地区独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失去同中共中央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艰险，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历史的壮举。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他们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虽不足3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长征途中，红军还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使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为后来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始了。
第三讲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按照这一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继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联蒋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因华北事变而引发的“一二？九”运动，使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
（一）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逐步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计划，又进一步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代表与驻天津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并于7月6日达成《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形式达成《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党政军撤出河北、察哈尔，日本大批军队入关，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日本侵略者还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10月，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地痞流氓，在冀东数县“暴动”，攻陷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策动下，在通县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称冀东22县脱离国民党政府而独立。日寇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制造一个包括冀、鲁、晋、察、绥五省的第二个“满洲国”，以达到吞并整个华北。这就是华北事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在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下，蒋介石反动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寇的侵略步步退让，指派宋哲元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疯狂地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行为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危机。
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于同年11月13日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两个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重申了我党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在党的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反动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打伤100多人，逮捕30多人，进一步激起了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
“一二？九”运动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