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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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在各个方面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剖析；对自己在推行这条路线过程中应负的主要责任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作了坦率诚恳的自我批评。　　　　
　　　　在遵义会议期间还有一位因愤懑和骄狂而睡不着觉的，那就是已经“靠边站”的德国顾问李德。李德被毛泽东发言中对他尖刻的指责深深刺痛了。直到30年后，他仍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大的不满，他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国际政治。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在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的确，对这位有着高贵血统的由共产国际派来作顾问的日耳曼人，在遵义会议上是太没给留面子了。想到一年多以前当他骑着枣红马进入瑞金城，后面跟着步伐整齐的红军干部团，被街道两旁前来欢迎的中国老百姓簇拥着以“国宾”相待的情景，李德感到自己已像落花流水一样被中国人抛弃了。他在一片义正辞严的声讨中已无招架之功，只剩下为自己开脱责任的份了。他说他只是一个顾问而已，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自己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他不承认有任何错误。　　　　
　　　　直到若干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里还将自己推个一干二净，抱怨道：“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即使如此，毛泽东对失去军权的李德仍然很尊重，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仍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当会后李德要求随红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时，也得到了批准。李德在受到批判后没有逃跑，成为参加长征的少数外国人之一。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一）

　　　　谈到遵义会议，还有两个参加者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但以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负责会议记录。从各种遵义会议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邓小平在这个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中发过言，这是由他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虽然默默无声地埋头记录，但可以肯定地推论，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举双手赞成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的局面。　　　　
　　　　之所以这样肯定地推论，是因为邓小平是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的大名鼎鼎的“邓、毛、谢、古”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左”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1933年3月，从江西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仅两个月后就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左”倾领导之间产生原则性分歧。反映这一分歧的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和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4月16日，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第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丝毫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此时，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拥护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和脱离实际的空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遥望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他把检查当作阐发自己对错误路线认识的机会，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大声疾呼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并提出为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抗拒批评”的帽子很快就又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一遍又一遍写“检查”，一共写了三次“检查”，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以更犀利的笔锋去敲打“左”倾同志发热的脑袋。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拳头，拍打桌子，大声喊叫：“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邓小平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找他，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咬了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万般无奈，“左”倾领导给了他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尔后又到宁都去“劳动锻炼”。　　　　
　　　　与此同时，“邓、毛、谢、古”中的另外三位同志也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并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事实上，这三位受处理的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做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与他们三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才能的军事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在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终于得以返回重要工作岗位，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干。以后邓小平还担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中央红军长征进遵义后，他调任中央秘书长，所以才有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记录的机会。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二）

　　　　从以上邓小平的经历看，他拥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连邓小平本人都没想到，他30年代因执行毛泽东路线挨整这件事，竟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第二次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在一生中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这个批示中所谈到的“人才难得”等因素，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当年挨整，就因为他是“毛派的头子”。这一记，就记了整整40年。　　　　
　　　　陈云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高。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虽不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那么大，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