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人记忆典藏 -水淼 著-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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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犯了错误，父亲也有不打我的时候，例如，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杯子，他就会瞪大眼睛瞪我，此时无声胜有声，他的目光就像他手中的鸡毛掸子一样，重重地落在我身上。
上初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位吓人的父亲，都不敢随意登门来访。即便要来，也会先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你爸在家吗？”他的鼎鼎大名让我的人际关系大打折扣，跟同学们玩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因为父亲一丝不苟的严格，我的成绩也不敢不好。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数学考了69分，被父亲一瞪眼，期末赶紧就考了96分。
虽然父亲对我的严格让我在学习上不敢怠慢，让我以后做人做事也养成了严格的习惯，一步一步靠近自己的理想。但是，小时候的我看到别人的父亲主动买小人书给孩子看，带孩子出去游玩，甚至让孩子当马骑在身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羡慕。我多希望自己的父亲不那么威严，不那么吓人；多希望他慈祥地待我，希望他露出笑脸给我。
父亲只是望子成龙的传统中国父母中的一位，他对我的严厉只不过是继承了“打是亲，骂是爱”的传统思想。等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父亲已经老了，脸上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笑容，像是为他“严父出孝子”的教育思路的成功感到的欣慰。
我也慢慢了解到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可年少的我，又怎么能理解他呢，那时对父亲的恐惧成了儿时最大的烦恼。
我的兄弟姐妹
那年，我6岁，姐姐8岁，家里两个丫头，父母本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又给我们生了个弟弟。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这个弟弟，因为他是我们村第一代“超人”，即被处以超生罚款的第一代。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刚出台，各处墙上写满了“一对夫妻一个娃”的口号。乡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每天到各村宣传政策，抓大肚子妇女。母亲却躲过了这一劫，顺顺利利地生了个儿子。
虽然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弟弟没关系，爸爸妈妈也没有像电视上的超生游击队一样东躲西藏，但罚款是绝对不能不交的。毫无疑问，交完罚款后就不能给我和姐姐买新衣服和吃的东西了，更重要的是，这也直接推迟了我家购买录音机、电视机、自行车等现代化商品的时间。
家里并不富裕，却养了三个孩子，争强打斗是难免的。家里开支固定的情况下，用于我们姐弟三人之间的费用是互为消长的。父母亲又对弟弟爱不释手，还给他取了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小宝”，可以想像一个男孩在家中的地位是多么高了。小宝出生前，每天放学回家父母总是让我跟姐姐先写完作业再出去玩。现在我们却被他们遗忘到某个角落了，要么偶尔过问我们的学习，要么吩咐我们给小宝拿尿片。姐姐也慢慢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不再受宠了，以前我是老么，现在我是老二了；以前家里两个千金，现在有了个皇帝，父母转移了宠爱目标。
做老二很不容易，要让着下面的小的，又要接受上面的大的。姐姐至少是老大，有时候我得听她的话，否则有什么社交活动她就不会带上我，譬如在去玩孩子们的集体游戏的时候，她就会跟一群大点的孩子在前面屁颠屁颠地跑，而我在屁股后面大声地哀嚎；还有一点，她也很幸福，她不会因为穿不了新衣服而烦恼，个儿长高了，衣服小了，爸妈不得不给她换上大点的新衣。她的旧衣服便顺理成章地放在家中，等我这个老二长大了再继续穿。不过，她的好景不长，到初中的时候我的个儿已经比她高了，她不得不尝试着穿我的旧衣服。
等家里三个孩子都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更热闹了。多半是为分食不均，为抢一口零食折腾得鸡飞狗跳，穷人家的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孔融让梨，有多少梨吃多少梨。我记得那时我就是那么小心眼儿。一次看见小宝在房间里偷偷吃桃酥，吃得津津有味，断定父母偷偷给了他零用钱，立刻夺门而入，把他推倒在地上抢了桃酥就跑。小宝见我抢走了桃酥便开始号啕大哭，结果我被爸爸老鹰捉小鸡似的抓进屋打了一顿屁股，姐姐却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现在我们姐弟三人还常为当初抢桃酥的事调侃，没有兄弟姐妹又哪来如今这么多的回忆。看到现在的孩子放学回家就一个人呆在电视旁，连一起说话游戏的小朋友都没有，想想当初的打闹其实是一种幸福。
谁说我不在乎
我的童年几乎是在父母的吵闹中度过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吵架，有时候满屋子的围观者，也止不住他们的争吵。有一次，他们居然打了起来，摔杯子，拍桌子，母亲先动手打了爸爸一耳光，然后父亲就开始推妈妈，两个人扭打成一团。直到奶奶抱起了我，放在他们中间来向他们示威，他们才住了手，我却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要是有个夫妻吵架大赛的话，我想他们绝对可以拿第一。我不奢望能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只要能平静地生活就满足了。
后来我稍微大了一点，才了解到，爸爸妈妈其实真的不合适在一起。他们的性格差异如此大，一个刚烈，一个倔强；一个古板，一个固执。看似差不多的性情，其实是硬碰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奶奶告诉我，父母亲的结合是经人介绍的，父亲家里兄弟姐妹多，不太富裕，母亲家里条件好，而且还是个独生女。开始妈妈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那时候她已经有了对象，一个下乡知青，两人情投意合。可是，恋爱没多久，那人就返回了省城，母亲在乡下苦等，希望有一天能与他结为连理。可是让母亲没想到的是，一年后，那个男人结了婚，新娘不是我母亲。母亲一气之下就答应了媒人，而这个时候父亲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受“三十而立”的影响，两个大龄青年结婚了。
我不知道父母亲在一起是否有过快乐时光，我懂事起，他们的吵闹声就已经传入了我的耳朵。有时候他们吵起架来，还让我来当裁判，“让孩子来评评理，谁对谁错。”谁对谁错，天知道。我不会评理，也不知道怎样评理，可是我还是每次都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了调解父母争端的宝座，并在宝座上一坐就坐到了离家上学的青春时代。
别的孩子们大笑大喜的时候，我却已经正正经经地学会了调整自己的感情到给别人以最小的影响的地步。我好像也哭过，但却是偷偷地哭，不让任何人听见甚至看见，悄悄地哭。我好像也笑过，但那是有节制的有分寸的永远试图展示一个美好家庭的虚假的笑。
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有过离婚的举动。一天，母亲问我是否同意他们离婚，离婚后我会选择跟谁。我实在烦透了他们这样永无休止的吵架，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就有了答案，于是斩钉截铁地说：“离！我谁也不跟。”她没想到我的回答如此简洁，似乎也让她下定了离婚的决心，把结婚证揉了又揉后，把我扔给奶奶，就拉着父亲去了民政局。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妻，后来才知道那次是父亲不同意，或许他认为离婚是件很丢面子的事。那个时候离婚的人确实不多。
父母亲彼此没有感情，却要被一个无形的枷锁羁绊着，两个相互矛盾的人被婚姻的绳子绑在一起，势必会发生很多摩擦，而这种摩擦却在我身上起了火。我终于离家出走了，在高一那年。我回来后，他们再也不吵了，却也很少说话，行如陌路。
在跟同龄人聊天的时候，得知很多人小时候，父母关系紧张，热战冷战不停，也有很多人父母早已离婚。不知道是上上辈人包办婚姻的结果还是当时知青下乡的副作用，而感情好的父母应该也是自由恋爱成功的那一拨吧！
跳龙门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因为农村艰难的条件，很多父母都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能来个“鲤鱼跳龙门”，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作，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不逼着我学习，但总是采取各种方法引导我自觉学习。例如，每周的必给的零花钱是他们定下的规矩，但他们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把零用钱与学习联系起来，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一毛钱就能看出你的未来，用到学习上才是有出息的孩子。”而我恰恰是一个想“出息”的小孩，除了平时买学习用具以及元旦给老师同学买明信片以外，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父亲想让我学习的时候，也并不直接的给我讲道理，而是经常问我这样的话，“你想穿皮鞋吗？想看彩电吗？长大了想当科学家吗？”当然想，皮鞋和彩电是每个孩子的梦想，谁不愿意拥有；而长大以后当个科学家是孩子们的最终梦想，谁不想实现？“学习就能穿上皮鞋，看上彩电，将来当个科学家，不学习就只有穿草鞋，听收音机，跟我一样当个农民。”于是皮鞋和彩电成了我的奋斗目标，当个科学家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在我努力想做个有出息的孩子的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实事求是精神换来了老师的训斥，这严重地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同学们在“大雨”的前面加一个词，来形容雨下得大，同学们都说是“倾盆”二字，而我却偏偏说了“滂沱”一词，刚好课本中要学习“倾盆”这个生词，我没有迎合老师的心意，却不知从哪儿学到了这另一个词。为此我受到老师的训斥；后来在四年级的时候，一次思想品德课上，老师讲到松树和柏树的区别，说“松树和柏树不一样，我们村里坟前种的就是柏树而不是松树”。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开始置疑老师的话了，在我的印象里坟前的就是松树，大人们都是这样说的。我这一惊禁不住发出了声音，又招来了老师的训斥，说我扰乱课堂秩序，结果让我罚站一堂课。老师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法本来就无法让我们分清松树和柏树，还让我罚站，我赌气就跑回了家。
从此，觉得自己无人理解，课堂上只听不问，就如老师常说的“没有为什么，只有是什么”。可能有些知识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做作业时遇到困难后自己解决，也不去问老师。直到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前，父亲去学校询问我的学习情况，看能否考上中专，老师的回答是，没把握。让父亲很失望。那时候考上中专比现在考上大学难度系数还要高，中专毕业后有国家分配，能吃上商品粮，家里人也就满足了，而我也懂得科学家只是儿时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考时，我以全校第二名考上了中师，让父亲和老师们大吃了一惊。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穿了皮鞋，看上了彩电，只是，科学家的梦想再也无法去实现了。
接班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铁饭碗一个一个地被打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国有商店也开始买断经营，国家干部退休后允许孩子顶班接替……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正常梦想。小时候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想到碰到了不得不接班的命运。
那是一个相信“西方的月亮比东方亮”的年代，一个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的年代，一个金钱、利益意识开始萌发的时代，一个父母开始为子女奔波的年代。孩子们的愿望并不是以自己的理想为目标的，通常是由父母决定。孩子们真正做到了父母生命的延续，不仅需要“子承父业”，甚至要圆父母年轻时未实现的梦。
我的母亲是个农民，父亲在一个纸箱厂工作。我念初中的时候，哥哥已经成家立业，承包了村里的水塘，开始发家致富，姐姐早已嫁做人妇。等到父亲快退休的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接替父亲的班，端上铁饭碗。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做父母的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父亲在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足以有资格让我做个小工人，所以他并不需要我能考个学校，念个好书，将来再找个工作。他有自己的优势，对于他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为生活而工作，不关理想任何事。
在懂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的理想并不是像他一样读着毛主席语录，积极地加入先进的工人阶级。我的理想是当个画家，虽然他们把我对画画的热爱叫做涂鸦，但我仍然坚持把家里所有的图片都临摹一遍。我喜欢观察动物，然后把它们画下来。我没有课本，也没有老师，却兴趣盎然。在心底，我希望初中毕业后能去学习画画，虽然不奢望将来成为张大千、齐白石那样的大师，但我知道我喜欢做什么，而这对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