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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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声称，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绝无离开被占领国的意图，而且应当采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迁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犹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骚乱以后，他不仅在德国迫害犹太人，而且在被占领国对犹太人进行杀害；他在德国（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对犹太人课以十亿马克的罚金。他本人在当时的言论以及他的证词都表明，他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应该如何去劫夺犹太人的财产并把他们从欧洲的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当这些国家由于德国军队的突然袭击而沦陷的时候，他把德国的反犹太法令在这些国家推广实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国法令公报刊载了许多经戈林签署的反犹太人法令。虽然灭绝犹太人原来是由希姆莱负责进行的，但是戈林对此绝不是不加干预的，他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尽管他在证人席上进行了各种申辩和保证。1941 年7月31 日他发出命令指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欧洲德国的势力范围内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对戈林的量刑绝不能有所减轻，因为他从来就是、而且几乎一向是推动力，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领袖。无论是作为政治领袖还是作为军事领袖，他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导人物；他是奴隶劳工计划的领导者，也是在德国国内和国外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实施压迫计划的主谋，他对所有这一切罪行都供认不讳。在证词里，某些个别情节可能有矛盾，但是就整体来说，他本人的供认就已绰绰有余地证实了他的罪责。他罪大恶极，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个人，在全部审判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宽宥的理由。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斗争中经常以阴谋挫败对手，而在大战开始后的几年里，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由戈林统率的空军为希特勒以闪电战征服波兰的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戈林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角色。从表面上看，戈林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他的个人主义。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国所获得的权力地位而对希特勒感激不尽，所以他对希特勒认为正确的一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试图以武力威胁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的话，那么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样为所欲为。而他的聪明才智（决不可只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乐的小丑而低估了这一点）使他明白，德国还未强大到足以与一个能坚决抵抗的邻国作一次较大的较量，在这个阶段，利用欺骗手段攫取领土在政治上是适宜的。所以戈林在促进德国的重整军备的同时，竭尽全力在这方面来影响希特勒。
而另一方面，戈林为了个人利益，也并不愿意进行战争。在施佩尔的《回忆录》里，他叙述了戈林把个人的享乐看得多么至高无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样，喜欢把大楼改建成像莱比锡广场国会总统府那样，或者把新庄园住宅建造成像他豪华的卡琳哈尔庄园一样。一场战争可能会给戈林的切身利益带来危害，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无疑会成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岁，他追求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希图过寄生虫的生活，只想打猎、旅游、收集艺术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宫、并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请宾客。除此之外，他还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他所钟爱的第二个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儿埃达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诚意扮演交战双方调解人的角色。因为他个人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在欧洲采取和平手段加强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须进行的战争，他才会过上安逸的日子。此外，还应考虑到的因素是戈林并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内分泌失调、高血压，吸毒瘾也经常复发。
戈林作为经济独裁者主管为扩充军备服务的德国经济，同时他还充当希特勒“维护欧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职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这是希特勒力图不使他的部下权势过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轮番使用他们两人去完成外交特别使命，这一做法导致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永远只能互相倾轧和彼此厌恶。
1938 年里，各种事件几乎接踵而来。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届内阅“看守”成员之一陆军元帅维尔纳·弗洛姆堡所蒙受的耻辱而开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如今60 岁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对苏联开始的疯狂备战中的表现，说明他已成为希特勒战略的一个障碍。困难的问题在于，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职务，而不是简单地把他解职，因为那样做会激怒军官团，促使他们反对国家政权。
戈林是否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耻事件，就像他是否参与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法得到证实。与之相关的重要一点是，尽管不能确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适的国防军总司令人选，戈林则希望成为弗洛姆堡的继任人。弗洛姆堡并不了解戈林的心计，还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为他认为，与等级森严的纳粹党内的这位“社交名人”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这正是戈林平时注意联络这些不容轻视的局外人的结果。戈林对周围的一切始终具有敏锐的识别力。成为鳏夫已有好几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个相当年轻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女人结婚。他迷上了个叫埃尔纳·格鲁恩的女人，并竭力争取戈林同意他们结婚。结果，戈林不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还准备做他们的证婚人，并说服希特勒也当证婚人，很难猜测他这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弗洛姆堡于1938 年1 月12 日结婚，随后两人前往意大利的卡普利岛度蜜月。与此有关而无法证实的问题是，当时戈林是否已知道，埃尔纳·格鲁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她还拍过淫秽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与她动身旅行后不久，一份有关格鲁恩小姐的案卷递交到戈林手中。这份案卷来自柏林警察局局长沃尔夫·格拉夫·冯·海道尔夫之手。海道尔夫把这份案卷交给了凯特尔将军，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汇报了此事，并表示对此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由于这一骗局而为一个妓女的婚礼当了证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择——宣布这次婚姻无效，或者辞职。于是他选择了辞职。
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可能成为弗洛姆堡的当然继任人。在希特勒看来，弗里奇是个思想僵化、抵制陆军新的侵略政策的反动分子。对弗里奇进行“诬告”的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工作十分迅速，使在这个问题上受戈林怂恿的希特勒于1 月26 日能够把一份盖世太保的案卷摆在弗里奇的面前。该案卷表明，弗里奇患有相公癖，希特勒甚至找到一个盖世太保中的证人来当面对质。这个坏家伙名叫汉斯·施密特。他起诉说，他有一次当场抓住了弗里奇，还拿到了贿赂他的钱。一位目击者报道说，戈林听了弗里奇与这位所谓的目击者之间的对质深为恼火。此人就是希特勒指挥部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他曾是弗里奇的副官。霍斯巴赫认为这种情况是令人讨厌的，所以他曾事先告诫过弗里奇，以使他对这种指责有所准备。弗里奇轻蔑地驳斥了这种指控，结果被无限期地送去了度假。
如今戈林期待着给他的报偿——在国防部的任命。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感到军官团对弗里奇蒙受侮辱性的指控所表示的强烈不满，大家都认为这一指控是一种卑劣的阴谋伎俩。参谋总部要求通过军事法庭对弗里奇的指控无条件地加以澄清。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了这个要求。陆军指挥部下定决心让盖世太保的手法彻底暴露，同时要求盖世太保提出他们的证据。1938 年2 月4日，希特勒自己接管了国防部的指挥权，同时他如同在1934 年登上德国总统宝座一样，取消了一个职位，并把与此相关的权力攫为己有。他召开自己的所谓内阁会议，戈林当然也是其中的成员。希特勒宣布说：“从现在起，整个国防军的指挥权由我本人直接行使。”
希特勒采取了同样手段摆脱另一名1933 年人阁的老资格内阁看守成员——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的外交部长职务，而让自己的亲信之一里宾特洛甫接替了他。
这一系列变更对戈林来说几乎不能引起太大兴奋，因为事实上，这一切仅仅给他带来了一次晋升以及一根元帅杖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主持军事法庭对弗里奇进行紧张的起诉程序，并负责终究是由他创建的盖世太保不被陆军的揭露而出丑。
对弗里奇的案件第一阶段审理应在1938 年3 月10 日举行。鉴于其他原因，这个日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同一天，奥地利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其他地方也急需派驻军队。因此这次审讯又推迟到3 月17 日。这一天，德国由于成功并吞了奥地利，全国一片欢腾。戈林把利用这次对奥地利的政治欺骗而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自己。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舒畅。他逼迫已经被吓破了胆的盖世太保证人施密特重新作证，是他把弗里奇与一名叫作弗里施的骑兵上尉搞错了。这样，戈林满意地结束了对弗里奇的审讯，并以宽厚的态度要求弗里奇平静下来，因为他已恢复了名誉。正如戈林几周后对英国大使亨德森解释的那样，弗里奇无论如何也必须辞职，因为他同希特勒的观点是不协调的。
但是陆军有可能以此谴责盖世太保在弗里奇事件中所使用的卑鄙手法，并且弗里奇也获得重新回到陆军总司令一职上的机会。弗里奇作为旧学校出来的军官，永远感到有辱颜面，后来他在率领旧军团参加波兰战役的那一年里自杀身死。他被授命为这个军团的荣誉上校之一。这是为皇族成员保留下来的一种荣誉称号。
戈林以同样粗暴无礼的态度主持了这次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种态度在他作为国会议长时已有暴露，但是他的高昂情绪首先归因于1938 年3 月11日下午至晚上他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国家对奥地利的并吞。这是戈林单独在电话机旁逐字逐句听到的消息。戈林是否直接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和弗里奇下台的阴谋活动，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幕后对他们的解职进行了同谋活动，这些事在今天显然是无法全盘加以证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导致葬送奥地利独立的阴谋是负有责任的。戈林对此感到终身自豪。
事实上，奥地利被吞并已势在必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久前才被希特勒从维也纳召回驻奥大使巴本，早在1936 年就已使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重新参加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前，纳粹运动曾被取缔。被谋杀的联邦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富斯的继任人库尔特·冯·舒施尼克则试图以墨索里尼的影响来换取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戈林又竭尽全力同墨索里尼亲自会谈，以防止他在奥地利插手干涉。即使在武力解决面前也毫不畏惧的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急躁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他们谋杀陶尔富斯行动中已经证实的那样。但是，希特勒不得不顾虑到世界舆论，至少想保持合法的外衣。
希特勒的“合法”行径的内幕究竟如何，奥地利总理舒施尼克对此已有所领略。1938 年2 月12 日，舒施尼克同他的外交国务秘书吉多·施密特在希特勒的山间别墅拜会了希特勃。由将军们簇拥着的希特勒向他的客人作了一个冗长的、有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必要性的讲话，他要求舒施尼克把一位天主教青年律师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任命为内政部长。戈林也对此表示赞同，因为这样可以把奥地利的警察局掌握在他的手掌之中。希特勒提高了嗓门，对奥地利总理紧逼不放，只给他7 天的考虑时间，以满足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