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外交官-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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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品而言，这些清流党人个个都是好人，他们自幼秉承儒家经典，虽然对周围的人严格苛刻，但对自己更加苛刻，不贪污，不营私，不惧死，不攀附权贵，道德操守要比洋务派强了不只一个档次，甚至在很大一部分人身上可以毫不夸张的用上一句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因私人恩怨造成的仇人怕是没有的。”
但在与其思想意识观念完全不同的沈哲的眼里，不管他们是不是好人，这些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影响都是他日后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挑战，而且他们的影响越大，他面对的挑战就越严峻，沈哲虽是被西化的一代，但他蒙古人种的基因构造里到底是不会存在高加索人那种强烈的冒险精神，自然也不会把高难度的挑战当成是人生乐趣。
相反作为一个正在日渐成熟的政客，他更加习惯把一切都置于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个年纪足以当他的爷爷，却日后必然得面对的对手，他也必须要知根知底才行。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6）
钱喜迈进军机处的房门，禁不住又偷偷地四下张望了一番，当他还是私塾里最出色的学生的时候，他也曾经臆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跨进这个帝国最接近顶点的核心中枢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考虑很是全面，连奏事处送奏折的郎官都包括在内，可不知道是不是造化弄人，最终当他终于迈进军机房的时候，却是以更加接近天颜的身份——太监。
钱喜进来的时候，沈哲正在纠结于一个很是潦草的字，他左看右看，甚至拿起来对着太阳看，就是分不出来这个字到底是“俊”还是“後”，本来想着根据上下文意再做定夺，偏偏不知道写这份奏折的人中了什么邪，竟然只有这个不知道是“俊”还是“後”的人辨得出字形。正想着要不然照葫芦画瓢，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反正这些东西抄下来也就是束之高阁，只要这个写折子的人自己检点，拿这些备份是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见第二次的，就算真的是倒霉出了什么乱子的话，上面也不至于那一份副本问他罪。这么想着，也就索性放大了胆子，反正这样的事儿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正要落笔的时候，却听见自己的前面响起了那个对他来说已经并不十分陌生的声音：“沈大人，皇上诏您过去。”
跟在钱喜后头走近乾清门，沈哲陡然有种如获大释之感，他是天生干不来这些抄抄写写的活，为这，他的几个上司没少奚落他，引经据典无非，堆词砌句，说来说句也不过就是说他好高骛远，脚不着地——“一屋尚不能扫，何以扫天下。”
在沈哲看来这个理论看似无从反驳，但放到现实之中就是一个悖论，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不能要求有才的人就非得是个全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无一不能，自古难两全的“忠孝问题”也处理的妥妥当当，最好是德堪比颜渊，谋不输张仪，武将次云长，只有凑足了这些才配得上扫除天下之不洁的档次；人之天资各有短长，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上阵杀敌，冲锋陷阵，比方说前朝的常遇春，蓝玉，而有些人就适合运筹帷幄之中而决策千里之外，比方说汉朝的张良和萧何；要是让张良、萧何皮甲上阵打不死还好，打死了就是绝对的暴殄天物，而一般来说，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应该也是难得让自己这么容易去死的，就是真被逼上了战场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杀敌立功而是如何保命，说到底，总不能让一个可以经世济民之才天天搞家政吧，因此，沈哲此时虽然是在消极怠工，但内心里却并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他不过也是在保护自己的智商而已，说白了也是在替国家保护资源呐。
沈哲对自己将要面对的大清帝国最终的决策人究竟是同治皇帝一个还是加上圣母皇太后的两个人一事一般拿捏的很准，如果是太后传召，那么必定打发她老人家的心腹李莲英跑腿，如果是载淳自作主张，那么只能动用自己人。
更何况，太后初夏的时候就破天荒地丢下了紧紧握了十几年都舍不得撒手的政事，带着几个亲近的太监，宫女跑到圆明园那几个没在那场大火中遭殃的几座零星殿堂去避暑了，虽然皇帝年初就已经名以上亲政，母慈子孝的和谐场面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全紫禁城之内的大权因为慈禧太后的“避暑”一下子落入了同治皇帝之手，还是让朝廷上下甚至是载淳和沈哲始料未及的。
钱喜想，如果皇上日后真的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那么这个同治十一年的夏天一定会作为一个所谓清廷权力划分历史性的转折点，被不知道多久以后的才会修撰的“清史”的后世人大书特书。
但是此时此刻，这段“传奇”的两个主角谁也没有为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空气”感到有多少轻松，如果这是一个转机也并非是民间所猜测的，彻底摆脱圣母皇太后控制的转机，而是让载淳进一步取得慈禧的信任。
通常来说，人一旦得到一样珍宝，欣喜固然是第一反应，但欣喜过后就应该是怀疑，同治皇帝载淳在慈禧心目中的分量能不能坐上头一把交椅并不好保证，但是名列前茅应该还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载淳的缴械投诚本来是慈禧太后一手策划的事情，而载淳这个年纪的少年，要开窍也的确就是那么须臾之间，但从客观上讲，载淳和沈哲都不能否认，他这次从慈安太后处倒戈而投入慈禧的怀抱的确是操之过急了一些，连一点过渡期都没有，甚至是充当诱因的事件也找不到，就算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没能让一向精明的西太后起疑心，但是作为一个从二十七岁开始就在这个国家最顶端的地位，面对或明或暗，觊觎这个最高权力的敌人们，一路摸爬滚打到小四十岁这个黄金年龄的西太后不应该连基本的防人之心都没有，就算是普通人遇到什么始料未及之事都会掐一下大腿来检验检验自己遇到的好事是不是黄粱一梦。
载淳和沈哲此时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西太后有没有掐过自己的大腿，机敏谨慎如西太后自然是分得清楚自己的状态时清醒还是昏睡，她所要怀疑的应该是自己儿子的举动是不是慈安太后或是别的什么人策划的一次阴谋，至少在这样彻底放权，自己不顾圆明园残垣断壁的恶劣条件和不远处万国公馆没日没夜的工程噪音，跑到城郊避暑之前，应该有一个必要的试探。
载淳和沈哲虽未就此事有过什么交流，但在这个特殊时候也不约而同地仔仔细细回顾这几个越来各自的经历，最终得到一致结果——圣母皇太后还尚未对他们的忠诚度进行测试。
对于这样一个试探，载淳与沈哲都没有抱过侥幸心理，因为这与慈禧太后本人喜不喜欢谁，信不信任谁无关，而仅仅是一个她已经可以不经过思考就立刻付诸执行的固定流程罢了，既然是习惯，那就更加不可能因为载淳是她的亲生儿子就可以幸免这一试。
如果说这样的试探还没有发生过甚至是一点蛛丝马迹的预兆都没有让二人捕捉到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这几个月中饱尝爱子失而复得喜悦的慈禧还在第一阶段中没有缓过来，这次之所以放弃和儿子独处的机会一定要出宫避暑，而选址也不是爱新觉罗家族专用的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而是不远处的圆明园，说圣母皇太后仍然处在盲目的兴奋状态，像任何一个普通的母亲一样想给自己的儿子一个历练的机会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载淳和沈哲谁也不敢把身家压在这个成功率明显低于失败率的赌注上，比起这个很具有人情味儿的假设，他们更加愿意相信——有意撤出紫禁城就是圣母皇太后对他们不动声色地试探，他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西太后的眼线，载淳的一举一动说不定早已被写成了奏折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被送到了城郊的颐和园。
想到这里，载淳也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只要是不是鸡毛蒜皮写出来都浪费纸张的小事或者当真是十万火急片刻不得耽误的事务，载淳必定要差人将奏折再送到颐和园请圣母皇太后参详，圣母皇太后被载淳哄得高兴，也就将把决策权又还给载淳，时不时还要告诫载淳得自己拿主意，不要总是指望着这个母亲，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测年轻气盛的载淳会不会不识好歹真的就借坡下驴，趁这个“机会”，妄图夺权，但是载淳这次却出乎众人预料地从来也没把自己亲娘这话当真，虽然是跟西太后认了错，但奏折是照送不误，最多就是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
沈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得不佩服载淳的手段，比起他所了解的那个光绪皇帝虽然生存条件没有载淳优越，但未必就成了逆境造就的人才，至少在揣度慈禧心意，察言观色的功夫上，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不只如此，就算是召大臣议政，载淳也是相当注意，尤其是对他的第一幕府沈哲，能不召见就不召见，就算是一定要召见也定然是加上恭亲王、醇亲王和数个大学士来当掩体。而沈哲这边对同治皇帝的举动的深意亦是深谙其道，人前人后，都是丝毫不避讳地以“后党”自居，连恭亲王都因此和他开始保持距离，君臣二人一唱一和，几近让颐和园的圣母皇太后觉得自己已是高枕无忧。
因此，在这个大事将成的节骨眼上，同治皇帝突然召他议事让沈哲觉得有些蹊跷，一般来说无论什么偏离原本轨迹都需要外力作用，而紫禁城里唯一能带来外力的就是各级官员上书的奏折，但沈哲在第一时间就把这条假设否定了，早上的奏折他借着“转交”的名义送去给恭亲王的时候随便翻了两下，大致浏览了一番，印象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左思右想后最终发现，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话，大概也只有刚刚在军纪出引起了骚动的“荀大人”。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7）
1794年三月至九月间，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某个风平浪静的深夜，在中国碰了钉子的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痛定思痛，总结原因，终于把自己从这次失败交涉的责任中摘了出去，万千感慨随风侧畔而过後，终于提起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一段被后世引为经典，在各个版本的关于这一时期著作中出镜率高达九成的，对18世纪末期中国的评判：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年马嘎尔尼来华并不像清政府当局所认为的那样单单是来给天朝上国的九五之尊拜个寿，送几件怪模怪样的在乾隆皇帝和列为大臣眼中真正称得上是薄礼的贡品，顺便提几个符合其蛮夷身份的无理要求这么简单。
看看他的行程就不难发现，早在其进京参拜这个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沿着大清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遭，对这个被当时的欧洲人所狂热崇拜着的东方神秘而富庶的国度进行了在当时来说比较深入的考察，对中国的沿海军事以及风土人情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和评判，其“破船理论”更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即中国开始沦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剧之时流传甚广，甚至曾在一段时间内被奉为至理名言。
但沈哲对这段话却有另外的想法，马嘎尔尼对于中国这艘“残破的**”触礁之后的预言固然被事实证明没有大问题，只是“中华帝国”这艘“残破不堪”的“旧船”之所以没有“沉没”在沈哲看来似乎和他的掌舵人的贤明智慧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稍微设想一下情况就可以十分明朗化，如果马嘎尔尼在1793年从英格兰带来的不是盛满西方先进器物的商船，而是不逊于半个世纪以后直逼大清沿海脆弱防线的坚船利炮，纵使乾隆皇帝的气魄胜于道光和咸丰千倍万倍，可以让八旗、绿营乃至于全国百姓得到强大的精神支柱，并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斗争热情，前仆后继，奋力抗敌，以死报国。
但是精神的力量再强大，到了和科学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还是必然会显现出了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本质。
虽然在沈哲从前的那个时代，太平洋彼岸某个吃穿不愁，喜欢把人的行为性格用公式表示计算的国家有研究结果显示，人的潜力一旦被某些特定环境全面激发，产生的动力无法预计以至于超出人本身身体承受的极限的几倍，更有形象的具体说明表示人类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逃脱一只老虎的追捕。
不过老虎虽然是猛兽，毕竟也是血肉之躯，说到底和人一样都是由蛋白质和核糖酸等有机物构造而成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其运动就必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干扰，就上述人和老虎的例子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