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第3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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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对大局的战略层面的东西，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嗅觉。
“在战术上，师承德意志陆军的北洋军也和他老师一样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张政说道：“步军进攻之前，必定先生火炮覆盖，只要打乱这个顺序，北洋军的进攻就会受挫，他们的部队就会败退回去。北洋军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打击，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我们每一次对密集敌军的火炮攻击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北洋军害怕白刃近战，他们在距我军一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举枪射击，子弹射程连一半距离都达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
大家伙儿在分析北洋强敌的战术和战役手段时，都在努力寻找对付敌人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经常考虑，怎样在战场上消除或削弱德国空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我军战士的心理影响。
“在阳夏保卫战的时候，与清巡防营和北洋军的战斗。当时我们缺乏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敌人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进攻。我们跑步接敌，使敌人炮兵来不及修订标尺轰击我们。战士们齐声高喊着，‘前进！’冲上去，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我们的冲锋是不可阻挡的。”李大帅真是说到大家伙心里去了。
最后，李想得出结论，“与北洋军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优势炮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北洋士兵都觉得，他正处在革命军的刺刀威胁之下。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王牌。”
李想走出掩蔽部后，太阳已经落山，他的心理还是蛮乐观的。
“终于找来你了。”水仙儿说着从汽车上跳下。
“什么事？”李想有很不好的预感。
“自己看。”
水仙儿给递过一张薄薄的纸片。
这是蔡元培等五专使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联名给南京临时政府拍的一通明码电报：
“孙大总统鉴：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欢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宋大小姐霭龄扣响孙中山办公室的房门。
“请进。”
“先生决定再次让步？”
她看着拟好的将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的文件。
孙中山从文件中抬起头。
纵然清楚袁世凯三番四次搞得动作，宋大小姐还是对孙中山交出实权并再三妥协之举大惑不解。
“可是先生，倘若李帅能够……”
“好了霭龄。”孙中山打断她，北京兵变之后，保定，天津接连发生兵变。北洋军将领段祺瑞撕毁停战协议，在襄阳更是发起猛烈进攻。南方已经谣传四起，人心惶恐不安。许多官商富户纷纷携带细软物品避往各国租界，运存衣物、箱笼者络绎不绝。
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谘议局等，齐声叫喊起来；或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
北京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
袁世凯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世凯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
兵变平息后，北洋军高级将领发布通电，声称“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但是统一的政府又“必须旦夕组成”。同时，北方的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在建都问题上的争执酿成了此次兵变惨祸，声称如果袁世凯南下，“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袁世凯的幕僚们更是不断地提醒南京：“现在全国倡言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而列强们似乎有意配合了这种舆论，英国路透社专电：“此次兵变之直接原因，实由南京各政家与袁争执意见，不信任袁，务须要求袁到南京宣誓。”“南京各政家之坚持，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今北方果以此而召扰乱，此节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遂决定，“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与道义上的支持”，而支持的方式是派出七百多名各国士兵在北京街头巡逻，同时再从天津调集一千多名士兵增援京城里的使馆卫队。
各省支持袁世凯的督抚纷纷发出通电，宣称：“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甚至断言，如果再争执不下，必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
孙中山其实对北京兵变的第一反应是，派兵北上帮助袁世凯平息变乱。他甚至电告北京说南京已做好派兵北上的一切准备。但是袁世凯复电称局势已经稳定，无须南京“远劳师旅”。
南京的专使们终于明白，不但建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均无可能，就是南京派军队来北方的打算也是极其危险的——不要说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南方军队北上万分敏感，仅就北洋军来讲南方军队的北上无异于两军接战。蔡元培连续致电孙中山，详细报告北京的局势，建议南京方面改变初衷，蔡元培向孙中山提出两条建议：“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而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具体办法是：“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
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妥协办法。
这个妥协的底线是：无论袁世凯南下还是不南下，民国政权的交接必须在南京进行，因为这象征着袁世凯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里而不是前王朝那里得到的权力。
孙中山的回电，对蔡元培的建议表示同意。电报措辞充满无奈、忧虑，乃至愤怒：
……至统一组织成，任袁公便宜定夺。文原主北京不可建立政府，正因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中。今日本等纷进兵，尤非昔比。公等亦持苟且之见，夫复何言！此时在北组织，直自投罗网，甚恐将来为高丽、安南之续。惟文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而有所恋图。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仍望项城远虑，不必觅北方之见。今北方仅军队小动，南方人心犹未统一，项城既不南下，临时政府又瞬息迁移，如何可使异日不致分离？仍望见教。
电报足以表明孙中山处在怎样的难言之苦中。
特别是其后南京临时政府召开会议，对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进行表决。
会场上坐着袁世凯派来的代表侍从武官唐在礼和教育次长范源濂。范源濂把离京以前由袁世凯授意叫他拟就的一个简单发言稿递到唐在礼手里，由唐在礼站起来向参加会议的议员们先读了一遍：
“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二月二十八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至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礼仪，从权考虑，俞允许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也不过短短十几句话。唐在礼刚刚读完，台下议员们一致鼓掌表示同意，这倒是他们出乎意料之外。
莫名其妙的“一致鼓掌”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决议：“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后，即复电认为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所谓六条，孙中山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这只是最后的面子而已。
孙中山想到这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我自有分寸。这段日子辛苦你了，如果你想回上海……”
这次轮到宋大小姐抢先：“我还是愿意继续辅佐先生，无论你的身份有何变化。”
孙中山放下手中的笔：“接下来我会回家乡看望大哥和妻子，你可以趁此放个大假。”
宋大小姐露出得体的笑容，看不出半分尴尬。
东郊民巷的一群外国记者也正在为此事展开激励讨论。
“兵变的那天，”《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说道，“我正沿着名叫王府井的那条大街行走，正好看见自己住宅附近的房子已经起火，街的对面是北京最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物连同里面一个占地若干英亩的戏院也被大兵放火烧了。乱兵很快控制了整个东城，他们挨家挨户地抢劫，不少人家因为油灯被撞倒而燃起大火——当然也有许多是故意纵火，造成的破坏远远大于劫掠。我之前一直认为第三镇是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但如今眼见着官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外务部大院里，我以为这一景象真是可怕得很，而且军官比当兵的更坏，因为他们是在指挥抢劫。”
莫理循得出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结论：“中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如果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向人们行贿堵住他们的嘴，那么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混乱的兵变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莫理循神秘的笑道。
“快说，不要卖关子！”
“满洲人的住宅没有受到破坏，也没有满洲人开的店铺遭到抢劫，也没有企图闯进任何满洲亲王的大宅院，当然包括皇宫。皇太后的父亲、惠徵公爷的府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