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资本家-第2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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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欣惠觉得自己够有魄力了，一口气发了总共六百万两银子的股票和债券，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山东的老百姓居然这样富有，只用了短短三天时间，竟然把六百万两银子消无声息的消化了，而且看这个势头，就是再投入两百万两银子，也不是问题。

要不要继续向市场投入远洋股票和远洋债券，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卖股票和卖证券这个两个点子不是马欣惠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她不敢擅自做主，这个事情，她得尊重叶思文的意见。

当马欣惠找到叶思文的时候，叶思文很忙，他只给马欣惠说了一句话——要保持市场的繁荣昌盛，就永远不要让你的市场供大于求。

听叶思文如是说，马欣惠立刻打消了继续发售股票和债券的念头，开始一门心思考虑如何让这六百万两银子发挥更大的效益。

自从济南证券交易所上正轨之后，叶思文又开始忙了起来，山东新政开始慢慢的实施，如同一个巨大的车轮，以无人可挡之势，慢慢的动了起来。

叶思文纵观历史，发现中国历史上成功变法维新的例子少得可怜，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叶思文，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他迟迟不敢大刀阔斧进行山东新政的原因。

虽然中国变法维新成功的例子很少，但是在西方国家，变法维新成功的历史比比皆是，叶思文就奇了怪了，难道真的是西方人比中国人聪明，所以他们的变法维新才能取得成功？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其中，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的。

于是，叶思文开始寻找外国历史变法维新成功的原因，很快，聪明的叶思文就找到外国变法维新成功的原因。

文艺复兴，正是欧洲各国变法维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何为文艺复兴？在叶思文的眼里，就是一场开民智的文化活动，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的民智渐开，自由民主之风吹遍欧洲大地，各种学说理念开始在欧洲大地流行，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普通百姓目光变得开阔，脑袋能包容并且理解各种学说和理念。

文艺复兴，打破了基督教在欧洲的精神桎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进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使欧洲一步步的赶上亚洲的脚步，并且把亚洲彻底甩开，欧洲不仅彻底甩开亚洲，还狠狠的把亚洲踩在脚底，让亚洲成为他前进的基石。

叶思文相信，文艺复兴，绝对是西方国家走向强盛之路的基础，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后世牛逼哄哄的欧洲。

其实现在的大明，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很相似，由于商业活动是自由的，是平等的，所以大明近几年猛烈的资产主义萌芽，带来了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风潮，特别是排在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尾巴上的商人，更是对自由平等，有着无限的渴望。

在大明要实现自由平等，一共有两只拦路虎，一个是皇室，一个是程朱理学。

和西方比较，大明的皇室相当于当时的基督教教皇，皇室和教皇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皇室和教皇定制的规则，是不可以违反的。

程朱理学则相当于教皇统治的基础《圣经》，和西方人把圣经当成唯一的行为准则一样，在大明，程朱理学里面的道理，就是道理，程朱理学说社会中，读书人的地位最高，商人的地位最低贱，所以大明的社会阶层便按照士农工商来排定。

经过一番思考，叶思文觉得，大明现在也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也需要一场深刻的文化活动，用来打破程朱理学、被扭曲了的儒学、以及八股文的桎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封建皇帝用来愚民的东西，不打破他们，大明百姓的民智就永远也开不了，明智开不了，新政的推行，便会受到很大的阻力。

可是程朱理学在大明已经运用了两百年，在天下人心中根深蒂固，想要撼动他，何其之难？

不过叶思文好歹来自后世，鬼点子想一出是一出，叶思文思考良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用这个办法，叶思文策划的文艺复兴，便可以不和程朱理学面对面的交锋。

叶思文的一个办法，叫做办学。

某位伟人说得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掌握了年青一代人的思想，便掌握了未来国家的思想，所以叶思文决定，文艺复兴，首先从下一代开始。

大明崇祯四年五月，筹备了三个月的叶思文终于开始行动了，沉默了将近半年的山东巡抚衙门，终于发出了山东新政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新政令。

让山东人民大跌眼镜的是，新政要办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建立新军，也不是改革旧制，而是办学，山东巡抚衙门，将会出资一百万两银子，在山东各地开设学府。

山东巡抚衙门下令，山东各个州府，在收到巡抚衙门的拨款之后，立即由政府开设三学，山东巡抚衙门下了死命令，各级地方官员，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这项任务，如果逾期未完成者，直接摘帽子。

事关乌纱顶戴，官员们自然很卖力的开始干活，银子到账之后，立即着手开设三学，所谓三学，即乡学、县学、府学。

三个级别的学校，有三个不同的入学方式和教育制度。

乡学实行义务入学、免费读书、基础学习制教育，学制为八年。

所谓义务入学，也就是说，凡是大明适龄儿童（一般为六岁），都有到乡学学习的义务，；所谓免费读书，就是去乡学读书的儿童不用缴纳一分钱给乡学，他们读书产生的费用，由山东巡抚衙门承担；所谓基础学习，也就是在乡学里，学生要学习所有科目的基础教育，乡学的基础教育一共分为九科，即文学、算科、历史、地志、兵志、科学、医学、商学、音律。

县学实行选择入学、免费读书、专业学习制教育，学制为五年。

学生在乡学里读满八年之后，只要通过统一的考试，便进入县学深造，同样是免费学习，不过学习的专业变少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二到五门专业知识进行进修。

府学实行严格选择入学、免费加奖励读书、专研学习制教育，学制为四年。

学生在县学读满五年之后，再次通过统一的严格考试，便可以来到府学，在府学读书，也是不要钱的，不仅不要钱，府学每年还有丰厚的奖学金，用来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府学学习的东西，就更精了，学生只能选择一到两门学科进行学习和研jin究bang。

若是你在府学读了四年之后，恭喜你，你成功了，山东巡抚衙门将直接授予你举人身份，也就是说，你可以跳过乡试、省试，直接参加会试。

可以预见，山东的读书人将会激增，不要钱，还能当举人的书，不读白不读。看首发无广告请到

第七十九章、新政第四步，农民

虽然用开办学校，增加基础教育规模这种方法来开民智很有效果，但是也有个缺点，那就是见效慢，所谓十年树人，按照叶思文定下的学制，至少需要十五年时间，第一代学生才能迈向社会，他们迈向社会之后，还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为社会的顶梁柱。

当第一代学生成为社会的顶梁柱之后，开民智的任务，才能算完成，也就是说，用办学来开民智，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

说实话，二十年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也不能算短，现在叶思文最缺的就是时间，若是等民智完全开化了才实施新政，黄花菜都凉了。

不过，叶思文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可以培养当前社会顶梁柱的办法。

叶思文的办法有两个，一个叫速成教学，一个叫文凭。

大明崇祯四年五月，大明山东巡抚衙门继开办学校的政令发出之后，发出了第二个政令，第二个政令和第一个政令一样，直接发到了最小的行政单位乡。

大明山东巡抚衙门将会拿出一百万两银子，用来给大明的百姓扫盲，政令规定，三学建立之后，立刻成立扫盲班，扫盲班的课程排在晚上，也就是所谓的夜学，同样，扫盲班也是不需要缴纳学费的。

政令规定，扫盲班的主要学员是十八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不识字的成年人，无论你是男是女，无论什么职业，只要你不识字，那好，乖乖的去扫盲班学习吧，不要说没有时间，因为课程都排在晚上，下班之后，你只需要抽一个时辰的时间去学习就行了。

扫盲班的教学，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个秀才就能当老师，因为扫盲班里只开设两个科目，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算科，说白了，就是让这些不识字的伙计识字，让这些不会算账的伙计识数。

叶思文的要求真的很简单，他只是希望在大明，不要再出现听报纸的情况，人人识字，人人识数，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保障。

可是要让成年人去读书识字，困难肯定是有的，成年人嘛！整天为生计奔波，想得自然比较多，思想肯定不如小孩子单纯，想让他们静下心来学习，实在是有点困难。

对于这一点，叶思文再次祭出了一个法宝，这个法宝的名称叫文凭。

从三学建立，文凭这个词，便出现了，因为在三学读书，每完成一个阶段的教学，就能得到盖有山东巡抚衙门大印的文凭。

扫盲班是没有学年规定的，不管是学了三个月还是学了三年，只要能通过学校的考试，就可以毕业，毕业之后，扫盲班的学生可以得到初级乡学文凭。

可是一纸文凭，有什么作用呢？好看吗？当然不是，叶思文规定，农民得到初级乡学文凭之后，可以减免当年的赋税，并且永久性的减免三成赋税；在工厂里，有初级乡学文凭的工人比白丁的工资要高二成。

所谓有利益，才有动力，为了赋税，为了涨工资，大明的普通老百姓算是豁出去了，他们坚定了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拿到文凭。

由于文凭内含的利益太高，假文凭的出现是再所难免，因为无论那个朝代，总有那么喜欢靠钻空子来赚钱的无良商人。

叶思文可是个狠人，要是有人敢因为一点蝇头小利，破坏他的开民智大计，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绝对是要把这个人搞死的。

为了防止假文凭泛滥，叶思文在泰山书院招募了五十个有远见的学子，五人一组，成立十个山东教育督查组，通过培训之后，十个教育督查组赶赴山东各地，监督各地办学情况，以及文凭发放情况，若是有官员办学不力，立刻拿下，若是有人敢造假文凭，立刻丢进牢房里。

开民智事情走上正轨之后，叶思文开始思考新政的下一步要进行什么。

很快，叶思文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农民的身上，农业乃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只有搞好农业，安顿好农民，一个国家才能稳定，才有强大的本钱，如果一个国家连吃都成问题，谈什么称霸图强，无异于痴人说梦。

现在大明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大地主的手中，真正在耕地的人，真正在承担农业赋税的人，手上反而没有多少土地。

其实大明的地主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即社会中大中小地主阶级，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勋戚、达官、显宦、地主、豪强、富贾、大贾、寺观僧道等占有的大量肥沃土地的地主，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取得土地的途径包括：皇室的赏赐、依仗权势巧取豪夺、中小农民为避免赋役投靠势家所奉献的田产、奸人为获赏而投献的他人田产、利用金钱购买的土地等。

第二种是大明特有的军事地主，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诸王、公侯、监军太监、统兵将领、卫所军官和地主豪强竞相侵吞屯田，役使军丁。弘治年间，官僚马文升指出，天下屯田被“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

大明的两种地主，不仅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他们还不用交税，大明的赋税，倒是有多半普通的农民提供的，这是一件十分不公平的事情。

万年第一首辅张居正曾深刻的分析过大明的农业问题，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因此他实行了一条鞭法，稍稍改变了一下大明的土地制度，但是改变得还远远不够。

当叶思文下定决心对山东的土地制度下手的时候，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人找到了他，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远洋商报分报“激扬文墨”的主编黄宗羲。

黄宗羲见到叶思文之后，毫不避讳，直接问道：“侯爷下一步，可是要改革山东的赋税制度？”

叶思文前几个月轰轰烈烈办学的时候，黄宗羲很是关注，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叶思文的决策，一来二去，叶思文和黄宗羲两人倒是熟稔起来，经常在一起讨论新政的发展方向。

见黄宗羲猜到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叶思文笑了笑，道：“南雷先生果然是人中龙凤，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心思。”

黄宗羲不和叶思文扯皮，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