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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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
1月24日,张浩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
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发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
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焘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发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但苏维埃的四川越来越远。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实面前,他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发电,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昌浩的态度发生动摇,最令张国焘不安。
3月15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
死不认错的人,总是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连陈昌浩都开始动摇了,张国焘想象中的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
这时出现了推动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二、六军团北上。
1935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开始长征。
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一直要走到陕北。所以占领黔滇交界的贫孔山区后,就停留下来,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根据地。
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二、六军团,要求他们于3月底涨水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朱德后来回忆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尚未弥合,二、六军团加入上来,态度将怎样、立场会如何,成为一个最大的疑问。
对天平上这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将放到哪一边,哪一边都没有太大把握。
张国焘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但又怕二、六军团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
中共中央最初也不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
所以有党史中很少提到的张浩4月1日电:“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张浩的个人意见。如果二、六军团被张国焘拉过去,后果的确难以设想。
因为与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掌握在张国焘手里,中共中央为得到这一密码,也费尽了力气。几次要求张国焘将密码告知,均被拒绝。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张国焘2月9日回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
5月18日,张浩、周恩来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中央长期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系、这一联系又被张国焘独自把持,中央既不了解二、六军团现状,又不知道张国焘对二、六军团都说了些什么,所以曾担心两支部队会合后,会不会又增强了张国焘的力量。
情况再次变得复杂。就二、六军团先与四方面军会师这个问题来说,唯朱德显得比张国焘和毛泽东心里都更有底。
他后来对二方面军同志说:“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这里阴错阳差,把团结搞起来了”;“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朱德确实言中了。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是十分自信的。他相信能够通过做工作,把二、六军团这股力量拉过来。
张浩那封“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最大之不足,便是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朱德、刘伯承对二、六军团的影响。
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焘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列宁论联邦》反驳张国焘时,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焘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
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焘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
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
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焘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
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焘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月29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