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私生子-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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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不禁感叹：看来有些人真是能共患难，却不能共荣华啊。

章惇还没有作出表态，因杨逸人还在杭州，刘太后也将弹劾他的奏章暂时先压下。毕竟黄履他们弹劾杨逸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传言，并无真凭实据。

虽然，杨逸弄回如此多的银子，凭此一点，大致就能判断那些传言不假。但杨逸是三品大学士，总不能连个辩驳的机会也不给，就治他的罪不是。

刘太后在杨逸“病好”回京之前，压下弹劾他的奏章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而得知章惇对此事一直没表态，杨逸笑了！

有些人，有些事，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

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自去年在杭州试点抛秧之后，李贵夫妇就一直留在杭州打理这边的产业，去年的抛秧效果不错，收成上和插秧并无差别，但因能节省很多劳力，不用杨逸再去推广，许多地主大户就主动采用了这种简便的方法耕作。

这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短期内，这或许会给一些佃农造成困扰，使得他们变成失业游民。

这一点杨逸不担心，树挪死，人挪活，这些佃农没有土地耕作，一定会向工商业转移。

河西走廓打通，朝廷允许私人向官船场订购海船，进一步拉动了大宋贸易的兴旺，大宋的工商业现在正处于一个强劲的上升阶段，各地的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完全可以将这些失地的佃农吸纳。

而现在，杨逸也想打这些失地百姓的主意。

他吩咐李贵置办了几个小菜，加上一壶女儿红，然后把杭州的大掌柜李南通请来。

李南通只有三十岁，国字脸，腮有虬须，身材魁梧，但却能给人一种内敛随和的感觉。

东京、杭州、兰州是韩碧儿重点经营的三个商业终转站。李南通年纪轻轻便能接何宏海的手，坐到杭州大掌柜的位子上，杨逸倒对他多了几分兴趣。

“南通不必客气，坐吧，今天找你来，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多谢大人，在大人面前岂有小人的位置？小人站着就是，大人有何吩咐尽管示下。”

“行了，坐吧，你站着，我得仰着头和你说话。”

李南通听他这般说，长揖一礼后这才落坐。杨逸天马行空地问了他些问题，李南通都能对答如流，杨逸不禁暗暗颔首。

鹿儿岛、石见、佐渡岛这三个地方，堀河天皇已经割让给了他。当初签订那份合约时，用的是钓鱼岛岛主的名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杨逸就没打算将这份合约拿回大宋公示。

到目前为止，知道这份合约存在的，也只是王勇和陆振两个人。

为了加强对日本的控制，除了利用令子和鸠山由纪在平安京安插人手，杨逸觉得有必要开启石见和鹿儿岛的经营，多布几步棋，这样可以与平安京互相呼应。

“南通，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李南通立即起身拱手道：“请大人吩咐。”

杨逸摆摆手，让他从新坐下，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利用家里的商贸渠道，招募那些生活无着的百姓，随船带往日本，日本那边我交待过何宏海他们，他们会加以妥善安置的。”

“这……人，具体要招募多少？”

“没有上限，多多益善，不过为了不引起波澜，此事动作不宜过大，当缓缓而行，记住，此事切忌被地方官府察觉。”

“大人，咱们家现在商铺遍布各地，招募生活无着的百姓，这应该不难，不过……

“放心吧，杭州府和市舶司那边我都会打好招呼的，市舶司会放松对咱们家的商船的检查，但你们切记，别因此偷税漏税，咱们家不图那点钱。否则一旦被市舶司的人发现，到时人家恐怕就不好说话了。”

“大人放心，此事以前夫人就曾吩咐过。这一点小人可以保证，咱们家的商号绝没有逃税行为。”

杨逸笑笑，斟了杯酒递给他道：“那就好，至于内地怎么办，这就看你们的了！”

“是，大人，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

吩咐完这事，俩人吃了几口小菜，杨逸这才接着问道：“南洋那边情形如何？”

杨逸态度随和，李南通也渐渐放开了，不再那么拘束，他含笑答道：“大人，去年咱们船都在跑日本，只顺道去了一趟高丽，南洋那边还没走过，不过，江南商会里面倒是有七八艘船去了。”

“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商税占约12。8％，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第四卷　第362章　影响大宋经济的因素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