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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十年砍柴-闲看水浒-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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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收拾掉。唐僧师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当妖魔鬼怪搞不定时,悟空就不得不请更具暴力资源的人,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西游》中处处说“佛法”。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赢者通吃。
  《水浒》和《西游》之所以从诞生以来,在华人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不无关系。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做强盗说成“落草”,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动物抢食物时靠力量来决定一切。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按照丛林规则分配资源、确定秩序的。战争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便是这一规则的最佳解释。这种规则带来的是血腥和残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论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杀将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循环,总坚守“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总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连续剧,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灵涂炭,山河哭泣,经济与文化出现大倒退。人们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迎来新主人,却又一次次失望,人们发现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规则”,他们生活的依然是“水浒社会”:用武力决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顶多在“天道”等外观的装饰艺术上有所差别。
  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寻求建立起突破“丛林原则”、“猴山结构”的社会。因为暴力代替暴力,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难有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人类学会了谈判,不仅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同样引进了谈判的方法。让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开会,在开会中互相让步、妥协,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一回史进出场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金氏可谓慧眼,《水浒》就是一部史书。如今当我阅读《水浒》时,心中充满着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悯。如果林冲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济渠道,这位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不会上梁山;如果潘金莲能够支配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也不会沦落为毒害亲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武大讨个公道,他也不会举起复仇的尖刀;如果梁中书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孝敬太师,晁盖们也很难认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是正义的……我知道,这一切没有如果,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一次次重复着《水浒》的故事。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来,尽管有外敌入侵,也有内战纷纷,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告别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径。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许多仁人志士在找这条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国人在找这条路;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高层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在寻找这条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治国者和被治者都会有种惰性,有种路径依赖,因此在迷雾与荆棘中,找到这条路也许会比别的民族更要艰难一些,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自信,民主与法治并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了9个字:“国家重视和保障人权”。“人权”之所以和“猴权”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他的一些天然的权利不能让渡,他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强者任意设定或修改规则,林冲那样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样的权利,那么就难以有林冲的悲剧,也就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二法门就是民主与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团、任何党派、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政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
  阅读《水浒》和《西游》的同时,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这无非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的所思所想,这些所思所想凌乱而无规则,有些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但我认为思想无所谓绝对的正确错误绝对的积极消极,我只是一点点把它记录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吴思老师,他是我在新闻界的前辈,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学习的榜样。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开启了我的思路,开阔了我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视野。我也要感谢许多熟悉或陌生的网友,我于天涯网站首发了几篇读书笔记后,一些网友给了溢美之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一篇篇写下去,直到现在这个模样,网友们也指出了文中许多硬伤和低级错误,可能使成书后留下的笑柄减少了很多。在此一并感谢。
  我期待着大家的进一步批评指正,我更想说的一句话是:写这些东西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朴实愿望:
  再见,梁山和花果山。



     第一编 江湖的控制术 

        梁山的“山头”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仨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其他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松散型子公司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作为核心层企业的老总,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级别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深、武松、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像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相对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智多星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从宋江三打祝家庄后,他一直留心罗致朝廷的武官。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好汉,都难以摆平。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宗、李逵、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到了那时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更是亲近,原梁山的林冲有可能偏向二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因此招安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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