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第3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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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好，又叫内侍省的官宦定成一册，这才在紫宸殿见了中枢九名大臣，将稿纸交给张说，让他们誊抄几份先看看再说。
接下来薛崇训考虑继续写物理化学方面的东西，但这两门是实验学科，如果没有相应的实验手段，确实很难论述清楚，就算写出来了别人也不一定能赞同。他想了之后便暂时搁置，打算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之后在国子监成立相应的学校，渐渐进行假设和实验验证。于是他又重新处理起政事来。
朝臣们拿着薛崇训的稿子琢磨，前期的阿拉伯数字算术等内容倒是很容易理解，越到后面就不是短时间能读通的。但大伙看出这份文件的论述推理严谨合情合理，无不惊叹。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薛崇训一个人琢磨出来的，那是很多天才的积累，他只是学过而已。
这东西在大臣们中间流传时褒贬不一，钦天监的贾膺福及其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占据一份誊抄的文卷不肯拿出来，一帮官员成天都在演算推论，拿他们的话说就是“惊为天人”“旷古绝今”云云，工部和户部管支度的官吏也大为褒扬。但李守一等人却反应冷淡，只道是“玄学”“奇书”，非大道正理，与治国安邦教化天下用处不大，言外之意就是奇谋怪谈上不得大台面。
同时从宫中流传出来的信息，薛崇训好像要把这玩意加入科举。许多人在心里就觉得不妥了，科举择贤主要是为做官，无非考道德修养、文学造诣、经世治国方面，这种推论演算的东西和治理国家有多大关系？有人私下里议论，还不如在问策之外考点诗词歌赋。
内阁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三个人在衙门里碰头时拿出来议论。他们预备着万一消息是真的，天下要革新科举，到时候拿出来朝议大臣们总得阐述立场，政事堂仍然是南衙权力最大的地方，内阁几个人先商量一下到时候抱团言论一致，就可以在庙堂上占据有利时机。
王昌龄就对拿这种新奇的没经过时间沉淀的学问来择士不怎么赞同：“自隋朝开科举起，最重要的无非是考时务对策，以此辨明士人明理辨是非的修为。陛下此书虽奇，终非古之圣贤论德、才之道，以此选士未免异于常理。”
张九龄却道：“我倒是觉得不妨，这样说并非出自奉承今上之意，实乃众人没看通科举之用。况且今上要革新科举，应该不会只考这玩意，选为官的贤才，字总要识的吧？”
“子寿以为何为科举之用？”王昌龄反问道。
张九龄淡然道：“为国择贤良自然是其中之一，但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通上下。古往今来当政为官者多以门阀士族为根基，以察举、征辟及设九品中正制等招揽人才为官，有门楣名望的士族出仕是人才的主要来源。而士族之间为了平衡、联盟又以联姻为纽带，婚嫁首重门当户对，这就造成了上下不通，在太平治世无出身者几无门路出仕为官，治人者衡治人、被治者衡草民。就算古有明君号‘唯才是举’，亦不能改变这一状况，无门阀声望，无通官之关系，贤才何以知之？
自古民间偶有天纵之才出世，身负常人未及之能、胸怀出身头地之心，这样的人若无门路为国所用，而又不甘于泯然于众，他会干什么？”
王昌龄和苏晋面面相觑，心有灵犀地同时想到一件事：造反。这种事并不新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牛人总能搅起一番风浪，不枉天纵才能。而且也不是全不成功，虽然几朝改换门面都是有家底的贵族成事，比如前朝大唐；但三百年江山的汉朝高祖刘邦以亭长出身，和草民差得不多，那是开创了辉煌基业的人。
张九龄见两个同僚有赞同的意思，便继续说道：“纵观长安洛阳等大城池，街巷四面交通，最忌堵死通道。城池尚且如此，况治世之道？所以通上下之法，在于开门路促交通，只要竞考者公平合理考一样的东西，考什么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咱们倡考古贤之道、经世之法，一为德二为才，是世人习忠孝仁义之道读书明理之智，今上提出‘数学’，定有一番远见。而我们不先领悟天子深意，断然否决，是为臣子之道？”
他叹了一口气又沉声道：“再有一条，我大晋朝不得某些士族之心，而现行治国之道又要依赖士族，否则无人代天子行政令。这很不利于社稷，所以立国以来朝廷共识宽待士族收拢人心，此乃无奈之下明智之策。今上若下定决心重振科举，势必从根基上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我等应体谅今上之心，国家幸甚，社稷幸甚。”
……
同时在营州的杜暹已经接到了内阁政事堂联名签定的撤换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的公文，他也不慌张，更不觉得可怕，只因身在边关却在朝中有人，况且皇帝还支持着他呢，问题不大。
果然还没等到前来接替他职务的金吾卫大将军张五郎，先等来了朝里的密使。此人以奇货可居的商人隐藏身份，实则是兵部侍郎张孝贞派来传递消息的人。兵部侍郎张孝贞是北庭都督府（前北庭都护府）都督张孝嵩的堂兄弟，以前杜暹还在北庭、西域干仗的时候，和大将张孝嵩是过命的交情。后来杜暹混到了京城，又和张家的京官交情深厚，另外和贾家有联姻关系，他在朝里不是没有根基的人，又作为皇帝嫡系，不是什么人都随便能动得了的。
张家密使也料到杜暹突然被撤职河北道行军大总管还如此淡定，见了面就向他通气来龙去脉：“前阵子朝臣怨杜公纵容部将在东北贪功，后来杜公又上奏修长城，朝臣哗然上书弹劾者甚众，但今上不准，拖延下来。后来今上月余不理朝政，又出京去了华清宫，朝政皆由太后决断。政事堂窦怀贞在太后面前谗言杜公，言杜公在东北挑起战端是为了军中声望，有不轨之嫌。太后生疑，这才准令政事堂撤换大总管一职，由金吾卫大将军张五郎接管三镇兵权。”
杜暹听到谗言自己的人是窦怀贞，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淡然道：“此人也只能干这种事了。”
密使又道：“还有一件事，闻得风声陛下要革新科举，内容新奇，朝里私议纷纷褒贬不一。阿郎（张孝贞）对杜公建议，若是回朝之后被今上问及此事，杜公应支持今上。注重科举虽然会削弱士族、贵胄的地位，而杜公也是贵族怕你站错了位置，但今上应该不会削弱中枢大臣的权力，阿郎认为此次革新不会动摇在位的大臣，所以杜公大可不必想得太多，只需支持今上便是了。”
杜暹点点头道：“我自有分寸。”
这种事儿还不必张孝贞来教，杜暹能让薛崇训有知己之感，可能在这方面比张孝贞还内行，不过人家专程派人来提醒总是一番好意，他也就姿态放低了欣然接受。。
第七十一章 科举
杜暹回京后，被邀请参加了设在麟德殿的国宴，这次宴会连薛崇训也参加了，确是很少见的事。众人猜测一向不喜欢平常宴会的天子这回是因为给杜暹庆功才去的。夺取营州被很多士大夫视为得不偿失，巨耗军费并与东北各族造成关系紧张，在兵部策略的重心在西北方向仍未调整的时候开辟另一条战线非明智之举，甚至有的人私下预言以后营州还会得而复失。但薛崇训好像很肯定这场胜仗，大家也看到了杜暹的宠信未减。
果然没过两天薛崇训就在温室殿单独召见杜暹议事，被皇帝单独召见绝不是常有的事。
虽杜暹刚刚在营州打仗回来，但这次薛崇训并没有和他谈论兵事。很有时候薛崇训有刚愎自用的嫌疑，他认定的事就算事后发现也许有错也不会改变，在他的想法里左右摇摆的决策比坚持错误的决策还应该避免。所以他认为在东北加强防务已经是既定的事，没必要再去议论了。
不出所料薛崇训见面没有其他废话，直接就问杜暹：“我想完善科举制度，取士不再循门楣出身，同时变法避免朝臣影响科举功名（以前科举宰相的赏识非常重要），你认为这样做是否妥当？”
杜暹还在营州的时候就得到过张孝贞的提醒，对此早有准备，他刚回京就从张九龄那里要了一份薛崇训亲自写的数学“天书”连夜琢磨了一阵，时间太短只看懂前面的基础部分，大部分东西不知所云，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这次问答的提前准备。
听薛崇训问起，他便镇定先说了一句“臣以为科举势在必行，有利于社稷”，最先奠定了自己的站位之后再说。不过只这样是不够的，为什么薛崇训每遇到有争议的决策时都会找杜暹商议，而且常常引以为知音？自然不是杜暹毫无主见只顾迎合，他是有一番和薛崇训默契见解的人。他用不经意的目光看了一眼旁边香案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河中公主他在宴会上见过，另一个是薛崇训的近侍姚婉也是在晋王府时就见过的，无论如何此时应该注意措辞，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接了，他便继续缓缓说道：“武周时士族被极大削弱，恢复李唐之后前唐朝政多年混乱，有走终南山捷径求名的、有千方百计结交大臣的、甚至卖官粥爵也不少见。科举取士渐为世人所接受，只是如今的科举仍需出身与名望，寒士难求功名。陛下革新科举制度唯才是举，天下人心所向……只是会进一步影响士族入仕，定会有人非议。”
最后一句提醒了薛崇训，他想起自己要加入此时的人们陌生的数学，恐怕反而会变成别人的话柄，对推行制度的改变显然是很不利的。他便问道：“我给朝臣们看的那本《数学》你见过没有？”
杜暹答道：“臣看了一些，时间仓促尚未读完。”
薛崇训又问：“将其加入科举的科目之中如何？”
杜暹就知道薛崇训会问这个问题，便从容答道：“陛下有此一问，自是比臣先预见到此举会增加科举变法的难度；既然如此，陛下仍要问，定然另有深意。”
薛崇训笑了，说道：“那你说说看，我有何深意？”
杜暹道：“臣未读完此书，故不敢妄言。”
薛崇训觉得杜暹很理解自己，就仍不住说了点想法：“世人读书以先贤典籍为重，但仍然重视天文历法等学问，是因四时气节实用于农耕。而我推崇数学，是它可以为户、工、兵等部提供实用基础。比如你在营州之战时用的炮，调整射程的炮表就涉及到数学计算。国家不仅需要有济世救民抱负和明理处事的贤才，还需要能推进世道进步的人才，这样国家才能日益强大百姓才能越过越好。”
杜暹见过炮表的计算方式，也听说过薛崇训用测船来计算粮食重量的逸闻趣事，加上这回能著书立说，他是想不明白薛崇训是怎么琢磨出这些东西的，大约天子确实有点神乎，不能以常人度之。
他急忙说道：“陛下为圣人，甚于先贤。”
薛崇训对于这样的褒扬觉得有点过了，便笑道：“你这句话我不能坦然受之。”
“臣绝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经道，“先贤以民不饥不寒安居乐业为治世，陛下之大志却远非于此。”
……
杜暹回到内阁衙门，其他三个人问他有没有科举的问答，杜暹自己也当着内阁学士，便将薛崇训想革新科举并将那本书列入科考题目的事儿说了。王昌龄当即就说皇上是嫌反对科举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说那门学说相当于天文历法一样，于国有利，并不表示什么看法。张九龄还是那句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考，公平就行。
苏晋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赐玺的人，就是圣人，古代圣贤的书可以用来经世治国，当今圣人的书为何不能？他是拥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训神化也是他干的事，所以这么主张也是立场坚定，一条道走到黑，为官者不是谁都能是窦怀贞，政见和站位稳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现。
四个阁臣一合计，决定让皇帝下，内阁衙门只需要提出建议和列出预见的危险。
正好此时已临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总结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内阁的名义进行汇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要预先谋划明年的政策，进行国策调整。
科举取士就是第一大国策转变；之后是户部财政的政策，内阁等人没有提出仍然建议，在他们看来有所作为的只有让内务局和国库分开这一点了，但没人提出来，军费消耗的账目只有通过开源节流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来意思一下，新钱法仍然实行保守政策，因为此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户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钱”的计划只有以国库实际储存的硬通货和纺织物等实物为凭据，保守印钱避免经济动荡，薛崇训捣鼓出的纸币和银票差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
来年的兵事作出了改变，因为营州之战和薛崇训个人在决策上的表现，再去反对东北用兵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内阁只有在咨文中调整国策，提高东北防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