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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5811-历史的坏脾气-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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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政务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地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东的狱案他必定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地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人物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水浒》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这是悲剧。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就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历史的坏脾气》 军阀有性格“臭棋篓子”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的大人物,仅次于袁世凯。当年袁世凯麾下有三员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数段祺瑞在历史上的风头最劲。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到金城、盐业银行,就可以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需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据说当年就是段公馆里年纪最小的清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要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强,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地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五千辫子军他用了十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时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历史的坏脾气》 军阀有性格“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1)

    1925年到1926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没上过一天学,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张宗昌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做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混,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是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际,他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做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 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王状元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一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像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最后一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做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做得的,不知怎么,这位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做过诗的。


《历史的坏脾气》 军阀有性格“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2)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做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做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是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做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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