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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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笑了笑，他知道梁乙埋口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汴京，而是指兴庆府。西夏不可避免要受宋朝影响，习惯上也称兴庆府为东京，西平府灵州为西京，虽然明明兴庆府在西，灵州在东。但是这种地埋上东西不分，比起兴庆府居然还有“开封府”这个机构来，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李清自然也明白，梁乙埋口中的“东京”，却也并不止字面上的含义那么简单。
“相比而言，在下更加喜欢静州。”李清巧妙的回避开梁乙埋的问题。静州位于兴庆府与灵州之间。
梁乙埋笑道：“难怪李将军在静州购置了许多的庄园。但是本相却很喜欢环庆的风光。”
李清眉毛微微一动，不带感情的说道：“我还以为国相最喜欢东京呢。”
“河套虽然富饶，哪里比得上关中是天府之国？”梁乙埋指着山下的河流田野，傲然道：“若能将这片土地归于大夏的管治之下，那么我们大夏也可以不必要与东朝去战争。我们有牧民养马放牧、打仗，有农民来生产粮食与棉布、丝绸、茶叶，上缴丰厚的赋税，我们又何必再去抢掠？”
李清望着梁乙埋的神态，忽然心中竟有一种荒谬的感觉。他正要说话，忽见一身戎装的嵬名荣走了过来，肃然道：“当年景宗皇帝的志向，远大于国相。但是宋夏打了一百年的仗，却是始终分不出胜负。宋人吞并不了我大夏，我大夏也无力去挑战庞大的宋朝。最后的结果，是两国的国力都被消耗。眼下东朝国力蒸蒸日上，在我看来，我大夏的国策，应当是主动与东朝修好，勤修朝贡，并且加强与北朝的联系，让东朝找不到开战的借口，也要借北朝之力，制衡东朝。但是眼下我大夏，东向不断挑衅日渐强大的东朝，北面却不主动和辽主结好，反而与杨遵勋私下来往。这实在是自取败亡之道。国相辅助君王，柄持朝政，理当于此有所警惕才好。”
他这番话说出来，梁乙埋顿觉十分刺耳。但是嵬名荣是五十多岁的老将，又是皇族，自幼就随夏景宗李元昊征战，颇具威望，兼之又得到梁太后的信任，他却也不便太给他难堪。当下只在心里骂一声“迂腐”，口中却说道：“老将军所言甚是有理。但是眼下之事，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自从王韶经营熙河以来，东朝一直咄咄逼人。他们现在整军经武，四处部署，其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先发制人，反发制于人。若不先下手为强，使宋人有所忌惮，只怕祸不旋踵。”
“中国素来标榜礼义，若卑辞修贡，中国亦不能无罪伐我。”
“老将军可知南唐为何而灭？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尔。李后主若用林氏之策，未必亡国。殷鉴未久，我大夏较之南唐，更为东朝之眼中钉，肉中刺。”梁乙埋亦不是全无才智之人，也有他的一套道理。
嵬名荣一时语塞，顿了顿，不甘心地说道：“那么最岂码，我们应当结好辽国，以备万一。”
“我大夏一直向辽国称臣。”
“私结杨遵勋，岂得罪辽主之甚矣。”
“此事本相却不曾听说过。”梁乙埋竟然一口否定。
“封杨为王之册书犹在。怎么能说不曾听说过？”
梁乙埋吱唔道：“只是使者私下里说的。况且与杨遵勋打交道，也有好处。辽国与宋一样，也有亡我之心，不过力有未逮。以杨分辽势，又能从中得到一些宋朝的火器进行研究……在表面上，我国还是尊辽的。”
“今年正旦，我大夏使者被辽国责问，几乎无辞以对。辽主三度下诏，质问皇上，之所以未点杨遵勋的名，不过是因为辽主不欲逼杨氏速叛矣。请国相三思，辽主诏书之中，颇留余地，实则是辽主英睿，其国力削弱之同时，其心亦欲结我大夏为援，共抗宋朝。此等时机，正当示好，以备将来。”
梁乙埋哪里料到嵬名荣竟然不依不挠的进起谏言来，他心里自负能玩弄宋、辽、杨，甚至是耶律伊逊于股掌之中，更何况尚有权位私心，哪里又会把这些忠言放在心上。但是嵬名荣的身份，他终不能直接喝斥，当下只得敷衍道：“老将军之言，本相必会考虑。请容我细思之。”
李清静静听着二人的对话，并不说话。他始终是汉将，再受夏主的宠信，李清心中，始终有一个意识：自己是外人。所以无论说话或者做事，他都比旁人要加倍小心。这种身份的意识，对于许多汉将来说，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过有些人较为敏感，而有些人则较会自我开解罢了。对于嵬名荣的话，李清心里其实是赞同的，他早听说前朝名臣嵬名浪遇在三年前逝世，遗表上就劝谏夏主秉常要“擢用忠良，勿犯中国”，但是遗表被梁乙埋截住了，至今秉常都不知道嵬名浪遇死前还有遗表，而这件事情，李清因为没有证据，也不敢在秉常面前提起。嵬名荣的主张，其实是与嵬名浪遇这样的元老一脉相承的。这些人都经历过元昊时对宋的战争，也看到宋朝现在的局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和宋朝作战，对夏来说，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嵬名浪遇私下里也曾经说过，现在夏国之所以还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地形，西夏可以在天都山一带聚集粮草人马，驱使横山蛮，以居高临下之势，袭击宋朝。但是一旦宋朝觉悟过来，大举出兵，哪怕只要夺了兰州、天都山、横山一带，那么两国的态势，就变成了隔沙漠相望，西夏在地形上优势失去之后，想要攻击宋朝，大军就要跨越沙漠来作战，其中的风险，既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有多大。所以梁乙埋想要夺取陇东、渭中，来改善西夏的危险处境，也有其道理。只不过，梁乙埋看不到的，是西夏的实力与宋朝的实力对比，根本支撑不了他的野心。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为后盾，再好的战略想法，也只是一个笑柄。“也许梁乙埋与嵬名浪遇这样的名宿之差距，就在于后者清晰的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制定最有利的战略。”李清在心里暗暗想道。
“李将军。”梁乙埋打断了李清的思索，李清连忙回过神来，听梁乙埋说道：“你可知道新任陕西安抚使石越在数日之前遇袭之事？”
李清知道这是梁乙埋故意拉开话题，当下也不说破，回道：“在下也曾听说过，据说是环州慕氏作乱。”
“嗯。环州慕氏有一支部族受梁乙兀感化，归附大夏。其首领率轻骑潜入渭州，袭击石越。此次袭击未果，徒然打草惊蛇，但是本相以为，石越必生报复之意。昨日静塞军司已接到东朝陕西路安抚使司文书，责问我们为何在讲宗岭筑城，用辞严峻，要求我朝立即停止修筑讲宗城。”梁乙埋轻松的口气中，竟带有几丝嘲弄之意。
嵬名荣与李清的脸色却立时严峻起来，李清正容说道：“国相，若不找个能让宋朝无言以对的借口，只怕此事未必能轻易善了。”
嵬名荣却略带牢骚的说道：“虽则石越对宋之重要，辽主多次提起，但是国相如此蛮干，却并非良策。与其派人行刺、袭击，不若用计杀之。”
梁乙埋听嵬名荣的话中，已近指责，顿时脸色沉了下来，冷冰冰的讥刺道：“老将军素称辽主英睿、萧佑丹多智，辽国君臣不能以计除之，莫非老将军又有何良策不成？大丈夫行事，岂能畏畏缩缩，只要宋朝抓不到证据，其奈我何？他若要侵我大夏，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不成？”
嵬名荣这时才发觉自己所说之话，的确有点失于孟浪。虽被梁乙埋讥刺，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是毕竟此事关系到宋夏大局，他却不敢意气用事，当下讷讷正要说话，却一时无法措辞，正在为难，却听李清说道：“过去的事情，做都做了，无论是对是错都不重要。但是眼下之事，国相却切不可等闲视之。石越非等闲辈。”
“一书生济得甚事！”梁乙埋犹在恼怒当中，“本相所惧他的，是他能替宋帝整理朝政，担心他把陕西路变成杭州第二，那我大夏亡无日矣。若他弃长取短，要在马上与我大夏较一短长，我大夏可高枕无忧矣。”
“国相！”嵬名荣见梁乙埋如此，已是忧形于色，“石越不必如王韶亲自领兵，自古为贤君贤臣者，不在于一己之聪明，而在于知贤善用。若石越选贤用能，我大夏岂可轻视之？请国相好辞回报，必使其无话可说。便不能，亦当嘱咐守将，加强戒备。国相亦道石越必生报复之心，其若报复，首选之地，便在讲宗城！”
李清也说道：“老将军所言甚是。讲宗城是主上钦定要修筑的城寨，不容有失。现今守军不足两千，请国相在讲宗城附近增加驻军斥侯，以备非常。”
梁乙埋却不答话，转过身去望着野利济，板着脸问道：“野利将军，你要多少人马才能守住讲宗城？”
野利济正要说“至少五千”，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梁乙埋眼中慑人的寒光，心中一凛，连忙改口，硬着头皮说道：“有二千正军足矣。”
梁乙埋满意的笑了笑，道：“那便给你二千正军！”说罢，示威性望了嵬名荣一眼。
嵬名荣一阵苦笑，转过目光去看李清，不料李清也在看他，二人四目相交，相对苦笑，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当天晚上，李清便借口有事，连夜离开了讲宗岭，跑到天都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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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州。
渭州位于丝绸之路西出陇右的咽候地带，居泾渭上游，前秦时所谓“平凉郡”便是。此地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城市，自古人材辈出，大宋朝的名相寇准，便是渭州人。渭州境内气候宜人，山川交错，河流纵横，物产丰富，虽然在大宋时成为对西夏战争的前线，其经济受到损害，但是自元昊之后，宋夏虽然冲突不断，但是总体来说，是二十余年无大战，因此渭州城内，亦颇见繁华。
此时，在渭州北郊柳湖，百泉阁。柳叶新裁。
“柳湖是蔡副枢密使为渭州太守时所开，引暖泉为湖，于湖畔遍植柳树，建此百泉阁，特为避暑胜地矣。”高遵裕笑容可掬的为石越介绍着柳湖的来历。
石越眉毛不易觉察的一皱，却没有说话。虽然蔡挺这种行为他并不赞赏，但是蔡挺是本朝名臣，镇守边境，颇受皇帝赞誉，石越不便批评。但是坐在下首相陪的包绶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言讥道：“蔡枢使道春风不度玉门关，今日一见，才知道不过是词人之言，这柳湖之上，真不知春风几度矣。”包绶新授崇信县丞，此时却是来拜谒长官渭州知州高遵裕，适逢其会。
高遵裕与蔡挺并无深交，但是听到包绶言谈之中，对上级颇有不敬之意，心下大是不乐。但是他敬包绶是名臣之后，且包公之名，震于羌中，当下便只淡淡说道：“包赞府在渭州呆久一点，便当知道渭州与中原之别。”他口中的“赞府”却是当时对县丞的别称。
包绶站起身来，拱手一礼，傲然道：“下官在崇信若有半句怨苦之言，便是愧对朝廷所托。崇信现在是中县，三年之后，崇信定当升格为上县！”
李丁文笑道：“前日到渭州，便听到一则故事。道包赞府上任日，孔目官来问家讳，包赞府厉声道：某无家讳，所讳者惟贪污虐民！孔目官悚然而退。一时崇信传为美谈，连渭州都在传颂。包赞府真是大有祖风。”
包绶忙欠身道：“包家代有祖训。所谓‘官讳’、‘私讳’，甚是无谓。来渭州之前，京师《汴京新闻》便正在讨论此事，桑长卿撰文道：胡瑗为仁宗讲《乾卦》，不曾讳‘贞’字，仁宗为之动色，胡瑗道‘临文不讳’；程颐亦道：仁宗时宫嫔为避讳，称正月为初月，蒸饼为炊饼，天下以为非。嫌名、旧名实不必讳。汉宣帝旧名病已，便不曾讳；汉平帝旧名亦不曾讳。欧阳发亦道家讳之非，且道本朝，富弼之父名言，富弼一样任右正言；韩绛之祖父名为韩保枢，韩家两代为枢密。故下官以为，避讳一事，并无必要。若你为官清正，为人正直，便不讳，人亦敬你；若你为人不正，为官贪鄙，纵不许百姓点灯，百姓心中，又何曾于你有半分敬意？！”
他这番话，说得席间诸人，尽皆动容。石越对于避讳一事，本来就非常的不感冒。当年吕惠卿还曾经在这件事上做文章，刁难白水潭学院。因此石越更加深恶痛绝。只是他知道礼法礼法，最为难惹，亦无暇来向这个弊端开战。只是私下里曾经告诉过程颢。不料到事隔多年，《汴京新闻》却突然在这件事情上放起炮来，并且还搜集了宋朝反对避讳的名人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论据，更是公然提出要皇帝不要避讳历代皇帝的嫌名与旧名，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包绶即是白水潭的学生，当年包公亦反对避家讳，自然是身体力行。以《汴京新闻》与白水潭学院今时之日之影响力，石越虽然不在汴京，也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