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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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
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
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在谈判中“语多反复”，“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
左宗棠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
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以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
气”。①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做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
尔之声威”②的评价，从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举止的最
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闲朋
侪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惟事有是非，人有邪正，
政有利弊，谋有臧否，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也。
知我者以为然否。疏稿惟关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随时刊布。意在外闲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览，付之
幕吏，而文书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厅州县，遇连篇累牍帖写，厌其冗长，随意删节，漫无文理，其报张帖日期处所，
一纸塞责，上下不相检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达难矣。“③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业已腐败了的清朝
枢垣是容不下他的。他的秉直刚介恰与那种行阳奉阴违之术、媚言诡诈之法的晚清政坛恶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心
想”从新鼓铸“的左宗棠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①的局
面。尤其是他”入赞纶扉“，即有”暗倾恭邸“、”扬左抑李“之说，奕䜣与李鸿章等人
①《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四至一五。
①［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 304页。
② ＇清＇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2页。
③《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①徐珂：《左文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 7册，第 3358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对他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时，甚至予以攻击。同奕䜣交往甚密的军机大臣宝婆竟然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
使翁同龢感到“正人在位之难”。
②李鸿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关系，免不了常与入值军机处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对左强
作笑颜，主动写信与左“略叙契阔”，且到北京拜访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鸿章却对左宗棠大加贬斥，说左入京
“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
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③李鸿章的亲信薛福成则把左宗棠描写成一个
意气用事之人。据薛记载，他代李鸿章所拟《复陈海防事宜疏》由奕䜣交给左宗棠审阅时，左“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
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
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①在薛福成笔下，左宗棠似乎成了不关心海防和办事拖沓的人物。左宗棠
在奕䜣、李鸿章等人的内外夹击之下，深感京师无他留身之处，于是连续告假 3个月，随后疏请退出仕途。清廷为了王
公贵族的利益，在对左作了一番“慰留”之后，于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 10 月 28 日）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
兼南洋通商大臣。
这里比较一下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入京辅政两个阶段的情况是有必要的。他为规复新疆，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
发出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豪情壮语。他被调进京且“入赞纶扉”，这在一般人眼里可谓炙手可热的官位，
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继而因日本有踵俄国之辙试图进行要挟的状况才使他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力图使中国备受列
强欺凌的外交格局得以改观。他如果在宦海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晚年了，但他并不愿违逆素志，
结果只能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左宗棠几乎是被人撵出京城的！拍手称快的则是奕䜣、李鸿章之辈。李鸿章甚至回顾了他
与左宗棠唔谈的感想，贬低左“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也”。②左宗棠离开北
京时的状况同他 9个月前从新疆赶往北京那种“闻命不宿，振旅入关，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胥惶
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趍愊亿，顶香膝跃，呼感恩，数十百里无绝声”①的情景形成了
多么鲜明的对照！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却被排斥出枢垣，这只能说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确已达
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入赞纶扉”的挫折而后退，他依然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
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他的行动恰与李鸿章的诬蔑不实之词相左。
② ＇清＇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五八。
③ ＇清＇ 车鸿章：《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
① ＇清＇ 薛福成：《左文襄公晚年意气》，《庸庵笔记》，卷二，页四一至四四。
②《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九至二○。
① ＇清＇ 周寿昌：《思益堂集。送左侯相入觐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88页。
二、“尽南洋大臣之职”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年 2月 10 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
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责是代表朝
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
左宗棠担任此职，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来说，在这里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因此，清廷
命他总督两江，既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之意，也有迫于法国武力进逼而让左宗棠去加以对付之图。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 18 世纪50至 60 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
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
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
至 70 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
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
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
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
年 3月 14 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
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
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
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
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
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
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
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 10 艘，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号两艘快
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
何以待之？”因此，“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
①《并案查阅江苏营伍先闻江北各营分别举劾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至二。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4页。
①《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七。
②《答彭雪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至四。
（1883年 5月 6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
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
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
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 40 余年的机遇！他指出：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
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
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
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
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
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
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
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
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
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
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
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
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
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
愿也。”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