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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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宋庆龄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不管美国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兰尼奇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能从美国回来工作。从抗日战争前他们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经常通讯。抗战胜利后她在重庆时曾打电报给当时住在纽约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目的地上海”，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来帮助我做救济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做法，一个党的工作者从一国调到另一国去工作须征得两国党的同意。）①她又向他们建议，“路费可先筹借”，将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归还，还谈到马克斯在“联总”或“工合”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她在信末总要说“深深的爱，急着想见到你们俩”这样热情的话。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耿丽淑，1949年3月28日。
她为争取他们来华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们终究未能成行，一个原因是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厉害，另一个原因显然是美共不愿意他们来中国（格雷斯曾任已下台的美共领导人白劳德的秘书，但新上台的领导人不喜欢她）。最后来从上海给他们写信说，“我［因失望］而感到伤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们来，但现在必须要开始工作了。”她告诉他们，“我们已决定请（过去在）‘联总’的谭宁邦担任总干事。”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23日。
谭宁邦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原来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广播演员，战时在美国陆军中任上尉，战后在上海曾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做宣传工作。据宋庆龄向格雷斯解释，任命谭宁邦任总干事的原因之一是，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曾同另一个同类组织“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谈判过，“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他们负担”。
宋庆龄同格兰尼奇夫妇的友情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能来华而疏淡下来。至少在以后两年时间里，她还在替他们想夕法到中国来；担任某些别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说延安一定会欢迎他们。但一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才得以重访中国，并同宋庆龄重聚。
（六）把救济工作同重大问题联系起来
像她一贯所做的那样，宋庆龄总是把她从事的救济工作同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1946年5月，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一次义演的特刊写的前言中说：“诸位今晚到此观看表演。请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有千百万同胞正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们今晚的募款，对于这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受难者，不过略尽绵薄而已。这一问题，不仅是受难者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今晚诸位所出的票价，其值不过够他们多吃几碗饭，多维持几天的生活而已，但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和他们现在力求生存进步所付下的代价，是无法衡量的。我们的帮忙是不够的，但这是无法足够的。”
“……我们不打算单作直接分发衣食的消极救济，而在计划供给医药和公共设备，从长远着想，以防范饥懂于未然。然而，假如没有诸位的帮忙，这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她的遣辞用语并未触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及其他有关条例，但言外之意显然是要把义演收入送到解放区去，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实行“计划供给医药”。
接着，她又作了一种必须防止内战和打击反动势力的政治暗示：
“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世界，现在都正在力求团结，它的涵义是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证每一个人，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获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适当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
“我们必不能使这计划成为泡影。我们不可等明天才开始兑现这个计划，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怀着一种希望，靠着大家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走上团结、和平的道路，进而达成天下一家的理想。”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6年7月1日。
1946年7月23日，正当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形势最为险恶的时候，她挺身而出，跨越救济工作领域，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政治性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①。这个声明的标题很长，却指出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①此文题为《平剧义演的意义》（1946年5月），义演于1946年6月1—6日在上海举行。（平剧即京剧，因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据《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总第4期，上海，1990年2月14日出版。
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她写道：
“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
（这不是夸大其辞。即使是美国驻华大使，他在稍后的一份正式报告中也惊讶地说，“他（蒋介石）指望美国立即给予军事援助并预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国民党）中国将参加反苏的盟国。我曾希望杜鲁门总统会使他打消上述念头，但他仍然坚持。”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8—151页。
关于内战及最后引发国际战争的危险，她在声明中写道：
“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
“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团结、自由和生活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双方增减兵力或者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解决的。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
“人民都时刻渴望这次无止无休的和谈会有一些结果。但是，在每次勉强撮合的休战谈判之后，新的破裂又跟踪而来。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
她说，答案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以尽快地建立联合政府。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
“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
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她把主要重点放在民生主义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民的需求——她认为在中国这是最根本的。
“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民生主义就是说，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国煽动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历史上得来的结论。一百年以前，农民的动荡曾经引起了太平天国革命。人民起来反抗饥饿、封建主义和殖民制度，这是不能抹杀的权利。现在，人民的这些权利是更不能抹杀了。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纲。它也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最近不是也说过，在共产党的区域中没有饥荒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
关于政治体制，她具体指出：
“联合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国民党内有许多干练、进步的党员，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发言。
“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
她对国民党发出最后的呼吁和警告：要末再次成为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政党，要末被清除掉。
“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如果国民党做到这一点，它无疑地将成为任何联合政府的领导者……自由批评必须代替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杀。国民党应该立即执行这些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国民党是不能在这种战争中获得胜利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反动派还要挑起一个无法取胜的战争呢？这是因为他们企图以中国内部的冲突来挑起美苏战争，这样最后消灭中共。”
根据这一分析，她就有关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及未来的问题向美国人民进言：
“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盟友和老友，我们必须明白地告诉他们，这是一条灾难的道路。必须告诉他们，美国的反动分子正在与中国的反动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目前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军队并不在加强中国人民的安宁……所有的借款只能借给人民所承认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果美国能明白表示不再供给军火和军事援助，那末，中国的内战就决不会扩大。”
最后，她呼吁中美两国人民行动起来：
“世界规模的战火已经在我们国土内燃起了第一个火焰。我们必须扑灭它，否则，它会将全世界毁灭的。我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
“我向美国朋友们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
不到几天功夫，一个预兆不祥的事件显示出她所作警告的适当和及时。1946年7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平（北京）附近的安平同中共领导的部队发生了冲突。
宋庆龄的声明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在中国，解放区和许多团体（行业公会、教育团体、工会等）及非共产党的军界人士如蔡廷锴将军等纷纷表示拥护。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华盛顿邮报》、《圣路易环球民主报》等发表了强有力的社论。
也就是在她的声明发表后几周内，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莫德·拉塞尔邀请她赴美讲演。
不久，由埃莉诺·罗斯福出面邀请宋庆龄和邓颖超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全国各地纷纷发出函电，表示拥护，认为她们是表达中国妇女在内战中所受痛苦及对和平的愿望的最佳人选。但她们未能成行。
邓颖超很想去参加“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尽管她是这个国际组织的理事，国民党还是拒不发给她护照。在同宋庆龄商量后，邓颖超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回击国民党的压制。最后，她收集了全国妇女的许多宣言，寄给大会。这些宣言都一致反对内战，敦促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从中国撤兵；有的还呼吁美国妇女要求她们的政府和孩子不要插手中国的内战，以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
到1946年底，蒋介石已无可挽口地走上内战的道路。国共两党之间的整个调停和协商机构都已解散。共产党驻国民党区域的代表团在周恩来带领下返回延安。
（七）周恩来的一封信
12月17日，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一个月之后，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①，不但表达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对她的敬爱，还阐明了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信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深情：
①司徒雷登大使自南京政华盛顿国务卿，1948年11月29日。载《被遗忘了的大使》（英文），第284页。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
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信中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一些新的现象：苏联的实力增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西欧的进步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中国在这一斗争中的带头作用，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觉悟，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