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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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的布置简单而高雅，表现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这里主要是工作的场所，书房和藏书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屋旁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草地，他们在这里招待宾客、活动身体——她会把他从书桌旁拉出来散步、玩球或打门球。孙中山有一个非华人卫士并副官马坤（莫里斯·科恩），他是在伦敦东部贫民区和加拿大草原上成长的。据他回忆说，屋子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林肯的画像挂在书房墙上，算是唯一的装饰。他到上海时已有约10年没有见到孙中山了。据记载，马坤曾说，“许多中国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么变化。他看起来像46岁，也像66岁，怎么看都行。他的胡须可能白了一点……但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着友善的光，而且他的身材还是老样子，既没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别瘦。”
　　马坤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她的高贵文雅是在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却使他大吃一惊。“我见了她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像个孩子那样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马坤很快发现她是孙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每晚都同孙坐在一起看书聊天，“还常常在家里放电影”。
　　工休时打门球，“工作人员都同他们在一起玩”。孙同庆龄常说笑话，还彼此取笑。他随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①孙中山另一位英文秘书李禄超回忆说，玩球时庆龄曾喊道，“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②这段时期，孙中山的身体情况看来很好。他自己说，“我感觉非常良好。我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最近两年的事。”③他过去常感腹部疼痛，多年来曾几次应用不同的饮食疗法。可能这是他后来患肝癌的先兆。但孙中山和宋庆龄这段时期在上海家中所过的并不只是“温暖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寓所是进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许多工作和会晤的繁忙场所。
①此电原件无疑为英文，并经宋庆龄作文字加工，但本书作者迄今未能找到。在这里所引的中文电文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这个中文电文看来是从莫斯科《真理报》所载的俄文译文译出的。
　　②关于马坤的引语采自查尔斯·德雷奇着《双枪科恩》，第84—85、88页。
　　③引语采自马丁·C·威尔伯着《孙逸仙——屡遭挫折的爱国者》（英文），第38页。李禄超寄居国外多年，后回国，80年代初期在广州病故。
　　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中（直到1920年末），孙中山在这里总结以往的经验，把所提炼出来的新认识用于指导未来的行动。他所注意的主要仍然是解决如何更好地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因为武装起义是他长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两个重大事件——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很快使他着手于一项新的、更为广阔的任务。国外的事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深远的国内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由两个国外事件所引发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初爆发时是反对协约国在战后和约中出卖中国的抗议浪潮。按照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条件以及高唱入云的“民族自决”口号，中国有权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殖民权利。但在凡尔赛和会上几个主要战胜国分赃的结果，根据原有的秘密协议（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把沙俄政府档案中的许多秘密条约都公布了出来），德国的这些权利不是归还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这样，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到头来却不是战胜国之一，而成了失败国之一。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在一个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主权是不完整的并且没有全民整体力量来加以保卫，就不可能避免为某一个帝国主义所宰割。
　　这一发展不仅证明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主张正确，它也使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一个由本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本国土地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宣布不仅在国内要实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还要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苏俄还显示出革命能够抵挡外国干涉，它挫败了大大小小十四个外国的武装入侵。它还宣布废弃沙俄像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迫使中国同意的租界、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半殖民地特权。“看来很自然，作为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孙逸仙博士会使自己对苏俄发生兴趣。”这是一位外国作者（他本人很保守）在所写的孙中山传记中的话。①
　　①孙中山着《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忆》（英文），伦敦出版，原书无出版年代，但有孙中山所撰引言，日期为1918年12月30日。
　　关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毛泽东曾形象生动地回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但使得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本性丝毫未变并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五四运动。它预兆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于30年后即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①见上引威尔伯所着传记，第112页。
　　五四运动汇合并加强了青年知识分子要求“打倒孔家店”和反对宗法制度的反封建思潮，它呼唤“德先生”、“赛先生”①在中国出现，如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样式。但当反对西方国家（一直被认为是“德”“赛”两位“先生”的家乡）的运动以群众性规模爆发时，不是这两位“先生”而是“革命同志”很快进来了。当日本所收买的北京政府将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而使日本在山东的攫夺“生效”时，北京和其他城市学生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大到社会其他阶层。知识分子以新的激情对列强进行谴责，并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越来越提高了认识。商人、店员和消费者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抵制外国货（这一次是日本货）的办法，并且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作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反帝运动同反对中国旧统治势力的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汇合在一起了。
　　①“孔家店”指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造的儒家学说。“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当时音译为“德摩克拉西”，“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当时音译为“赛因斯”。——译者
　　在北京，政府中几名众所周知的亲日派部长被罢免；在巴黎，北京政府的代表慑于国内外群众的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三）支持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和宋庆龄）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全国范围内行动起来，并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引起回响。有些作者或出于误解、或由于偏见，对于孙中山赞同五四运动的程度表示怀疑。事实上，五四运动对他来说意味着新的前景、新的希望。从一封在他提示下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五四运动是由于“（北京）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中山先生同属国民一分子，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他不仅肯定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一起来“唤醒国魂。”①另外一个材料说，孙中山“立即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他在给上海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回信中鼓励学生开始走上革命的前途。②一个当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罗家伦（他后来向右转并成为国民党的大官）谈到孙中山的态度时说，“他以极大的热诚把曾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吸收入他的党。每次接见北京的学生代表，他总要同他们谈三、四个小时，并且越谈越有兴致。”③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②见前引金冲及文。
　　③周策纵着《五四运动》（英文），第125、247页。
　　有人把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说成是“共产党夸大其辞”。罗家伦本人的政治倾向使他的这段证词更有力地驳斥掉这种说法。
　　当时大学校园里的另一位积极分子许德珩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那是1918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我们去莫利哀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①
　　①见周策纵书引用1920年罗家伦着《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失败……》1943年重庆重印本。1943年时罗已是国民党高官，以后曾任台湾
　　但人们可以设想，庆龄的青年热情同样为这些学生——他们同她年纪相若——所激发，而且其程度并不下于政治上更为成熟的孙中山。正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为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创办了《建设》杂志①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
　　①许德珩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记宋庆龄同志》，原载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报》，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68页。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再次改组他的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他在10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的、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中指出：
　　“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阐述“重行革命”时，他强调辛亥革命“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所以现在要把窃据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僚、军阀、阴谋政客”驱除殆尽，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民国之主人”①
　　①这本杂志的名称无疑同30年后宋庆龄为她创办的对外刊物取名《中国建设》有着某种联系，后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1月创刊的，以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至1990年1月易名《今日中国》。
　　（四）作为非常大总统的夫人
　　1920年，在新事件和新思想交织而成的时代大漩涡中，孙中山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离开在上海法租界的栖身之所，回到在广州的自己的基地。
　　在1917—1918年间先迎孙中山到广州、然后又排挤他出去的桂系军阀，这时受到了滇系军阀的压力。同时，孙中山看来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后盾——粤军陈炯明部。陈早在1909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对革新和进步的目标表现出热心，并且在孙中山前一段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显得忠心耿耿，所以为孙所信任。此时，他的部队驻在福建，孙中山通过他的助手朱执信劝说陈炯明回”师广东，为重振护法运动开辟一个牢固的基地。广东民众苦于外省军阀的盘剥压迫，对陈部回师很是欢迎。孙中山偕庆龄及一些政界老友在1920年11月再度乘军舰离沪返粤。
　　孙的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是繁忙而又多事的。
　　国会重新召开，建立的政府不再称军政府而是宣布为民国的合法政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同宋庆龄一起检阅了10万广州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晚间，他们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灯会，各色精致彩灯竟放光辉。
　　但到下一个月即6月间，游行改成了打仗。
　　孙中山决心要打倒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广东和广西两省之间爆发了战事。孙的军队迅速攻占广西主要内河港口城市梧州，向省会桂林挺进。在广州，庆龄发动妇女，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何香凝任总干事（她们俩人以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多次合作，从事革命辅助和救济工作）。
　　1921年12月，孙中山移驻桂林，设大本营，准备挥师北伐。庆龄随同行动，负责红十字会救护伤兵的工作。
　　据孙中山侍卫长马湘（加拿大出生）回忆，在桂林期间，孙氏夫妇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难得的完全休息。庆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