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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锟纬讨写锏搅舜笱胙剑诖显蚪鲇�42％，在社会科学中有53％，在英文作文中有69％。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学生，达不到大学入学的标准。
而另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评比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当然，这个评比不是衡量学生的绝对学术水准，而是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一些富裕地区的精英学校，因为学生的成绩更依靠家庭环境而不在榜上；但一些学生来源差的学校因为能更有成效地刺激学生的进步，反而榜上有名。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排名还是透视出美国高中教育的趋势。排在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本是为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而设立。这一课程的考试分许多科目，通过后进入大学可以免修相应课程。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本是给周游世界的国际精英的子弟开设的国际学校的考试，水平甚高，也享受和AP差不多的地位。由于目前美国大学竞争激烈，一般的高中课程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AP和IB大行其道，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无怪有人说，大学低年级的课程现在已经被搬到了高中。
高中生修了十几门大学课程后，进了大学会干什么呢？最近《纽约时报》在周末教育专刊上刊登一篇题为“难以置信”的文章，讲述了这些孩子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麻省理工或耶鲁的课程，竟远赶不上他们高中课程的难度！
Regina Goldman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这学期上了一个美国研究的高年级讨论班。一般而言，高年级讨论班在本科生的常规课程中是最有挑战性的了。但是，这门课的难度和要求，远不如她高中的美国史必修课难。那门高中的课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乃至她上完以后，再不敢学历史了。直到上了耶鲁后，她突然发现：“天呀，在耶鲁，这里的历史课容易对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许是美国最难读的大学。可是，一个叫Jeff Zhou的华裔新生进校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选的课其实很重。但是，他考大学时，考了10门AP，全拿了高分，又学了3年高级化学课程。到麻省理工头两周，上了许多课但仅记了4页笔记。用他的话说，这里的课基本还是高中课程的复习而已。他这么个好学生又不需要复习。于是，他玩水球，冲浪，飞盘，甚至看电视连续剧。连他自己也说，他实在不该这么放松。
这一切，并不说明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平降低了，而是高中的水平提高了。学术成就，已经成了美国中高产阶层家庭文化的标志。前面那位Regina Goldman高中上的是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她那时一天的日程是，早晨6点15分开始游泳训练，到半夜一点钟完成所有的作业，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用她妈妈的话来说：“你从一年3万多美元的教育中还能期待着什么？”不玩命不行！我去年夏天碰到一位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的中国裔女孩子，刚刚考进哈佛。她从12岁起，每天仅有不足7小时的睡眠。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水涨船高，竞争好的大学，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用一些教育家的话来说，这些孩子就像是职业运动员一样：从小集中精力，严格作息制度，专业化，追求优胜。他们那些受了良好教育的家长，一遍又一遍向他们灌输这样的哲学。同时，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如果现在来考大学，他们的程度，已经根本进不了他们当年进的大学。
其实，如今高中生的“厉害”，已经不能用AP课程来概括了。在一些顶尖的高中，课程已经进入了“后AP时代”。比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是一所优异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在14门“后AP”课程中选课。上这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是在有关AP课程中取得良好成绩。这些课程包括许多非常前卫的题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学科太新，中文里还无词可译，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组织和技术的关系。另外有非常高级的数学课程，如复分析（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用于物理、电子工程、流体模型等应用分析。讲授这门课的，是George Mason大学的教授、前数学系主任Robert Sachs。他说这门课用的材料，和大学里三四年级的课程是一样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荣誉课程的水平。上这门课，不仅要事先上AP的微积分，还要在此之后再上满满一年的高等数学。但是，尽管设了这么高的门槛，在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选这门课！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经在这方面达到了大学高年级的水平。该校学生服务部的主任说，实际上，许多刚上高一的学生，就已经通过了微积分的AP考试。
高中精英如此优异，自然向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进一步激励这些优异的学生不断成长？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许多大学，开始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和跨学科的课程，鼓励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数字，从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两千。该校生物学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别强调实验。他说：“在课堂上，我们讲授我们知道的东西，不讲授我们不知道的。但在实验室，学生被推到前沿，要面临未知的东西，探求发现的秘密，要决定问什么样问题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让他们到社会中锻炼，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学三年级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从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毕业的。她在应付功课大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组织本校民主党俱乐部的活动。等她毕业时，也许已经是位颇有经验的政治家了。
当然，也有许多高等教育人士对高中的精英化趋势提出批评。著名的本科生学院Pomona的校长David Oxtoby指出：“现在的高中模仿大学，教大学的课程，使许多学生忽视了基础知识。”另有许多大学，觉得AP考试太标准化，怕出现高分低能，开始抵制AP。斯坦福大学就越来越不愿意让学生凭AP的成绩免修课程。还有些学者认为，对于理解有些科目来说，高中生还不够成熟。更有些教授担心，这样的竞争，使学生变得太功利，总算计着如何早达到某一个具体目标，对教育采取一种完全是职业化的态度，限制了他们的大学经验。在这方面，布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Katherine Bergeron的批评也许最一针见血：学生要把大学生涯当做一个反省人生，探求世界的过程。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准备读医学院的学生沉浸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之中。可惜，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急于在他们的领域内突破。
不过，这些批评者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大学初级甚至高级课程的许多内容，优秀的高中生不仅学过，而且掌握得很好。大学的课程不断重复这些内容，他们就会厌烦。大学必须想出办法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大学的整个教育结构，要进行重新调整。
当然，人们最担忧的，还是这些从事过度竞争的高中生本身的身心健康。最近已经有几本新书出版。比如在《特权的代价》一书中，临床心理医生Madeline Levine指出这些超优异的孩子在学术上和社会中都很成功，但内心充满焦虑、愤怒和脱节感。这些现象当然有不少，但以笔者的观察，却不可夸大。毕竟，这些成功的学生背后，有父母紧盯着。他们家庭稳定，有足够的感情和经济支持，使他们能够在外面承受超强的竞争压力。一位社会学家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东亚的家长才会一天到晚盯着孩子的功课。看看美国的中高产，他们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他们有一种全球化的忧虑，总怕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就说：“我小时候，父母总是说，把盘子里的饭吃干净，第三世界的孩子正在饥饿中死亡。现在我对我的孩子说，快完成你的作业，中国印度的孩子，正拼死要抢你的工作。”后来他把女儿送进了耶鲁。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高产阶层本身受的教育高，看得远，先于劳动阶层看到了全球化的挑战。他们有一种斯巴达的心态：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已经被远远多于自己的人口包围了。这些人甚至大多对美国充满敌意。所以，对孩子从小就必须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掌握以一当十的技能，以适应未来的生存竞争。可以想见，这批精英的素质，将决定美国对世界的统治能否维持。不过，这些高中天才的大量出现，和那些根本毕不了业的高中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两部分人技能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未来更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一旦形成，政府再怎么扶贫抑富，再怎么收富人的税，给穷人福利，怕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美国的高考指挥棒是怎么指挥的
夏季到了。在美国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到处可以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子彬彬有礼地为你服务。我马上意识到：这又到了孩子们暑假打工的季节。
从中国初来乍到时，很难理解在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打工。难道家长就缺那么几个钱吗？难道不怕这些孩子耽误功课吗？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绝不这样亏待孩子！
未成年人打工，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不久前，国会刚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反对的人声称，最受这一议案伤害的，就是那些打工的孩子。因为拿所谓最低工资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非法移民，一类是未成年的孩子。美国的许多服务业，如旅店、商店、旅游、夏令营等等，都靠拿最低工资的未成年人来降低成本。最低工资一涨，许多雇主可能就不再给这些孩子工作了。这一论断是非如何，还要等时间来证明。不过，这种观点本身，就说明未成年的孩子打工在美国社会是多么天经地义。
当然，一些下层的家庭，孩子打工乃生存之必须，毋须多论。但大部分孩子打工，恐怕还是出于教育的需要。我8岁的女儿在学校中大班的同学，父亲在哈佛工作，母亲平时领她上各种各样的班，45分钟的钢琴课就要50美元，家里不像缺钱的。可是，她还差几个月就到了13岁，是合法打工的年龄，她母亲骄傲地向我们炫耀她给别人看孩子的照片，暗示也可以看我的女儿，显然没有到法定年龄就“抢跑”了。那些有十几岁的儿女的家长夏天一见面，问起彼此的孩子，往往第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夏天的工作。
事实上，最近孩子打工的风气渐落，美国的教育界已经感到危机。比如，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塔夫脱（Tufts University）等几个精英大学已经开始重申：在申请大学时，有打工的经验对你绝对有帮助！
根据美国政府劳工部的数据，2000年6月，60％的美国青少年都在打工。90年代末曾跳到60％以上。不要忘记，那些贫民窟的孩子，往往是不打工的。把他们和一些行为不端的孩子除去，一般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打工。孩子夏天不打工，和成年人不工作几乎是一样的异常现象。但是，今年6月，青少年打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9％。短短7年就出现两位数的下跌，不能不引起的教育工作者和部分家长的警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下降？这里的一个要害，就是大学申请。美国大学申请不仅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你的生活经验、课外活动、社会成就。如今入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在这些方面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上流家庭，借助财政优势，提前几年开始包装自己的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提高考试成绩还在其次，最流行的一项，就是掏钱让自己的孩子到最艰苦的第三世界当义务人员。媒体上也不时出现这样的故事：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男孩，帮助非洲贫困地区建了多少个水井、救了不少人的命，在当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我过去的文章中也介绍过，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女孩，跑到非洲艾滋病救济站义务服务。于是，在大学申请的作文中，录取官员们频频看到类似这样开头的文章：“我在中国的孤儿院中志愿服务了两周。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十几年前大学录取官员刚刚看到这样的作文时，无不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对社会的付出和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不用说，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录取了。他们的成功引来了效仿。如今，当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