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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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她或他建立和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通过别人的信赖才能成功。女儿在评价她年级里一个一直试图讨好她但被她所回避的男生时说：“他很善于交朋友，但却不善于保住自己的朋友。”看来，这也是她评价人的一个重要指标。她自己则有个小小的，却是很稳定的朋友圈子。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做人成功的证明。
智商与早期教育
“智本主义社会”的成功阶梯
——智商及其社会后果前面两部分的讨论，无论是《一岁就上常青藤》还是《华尔街怎么养孩子》，都是以我们怎样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中心而展开的。我所倡导的教育方式固然来自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念、经验和观察，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我们所吸收的一些教育理论。因此，本部分将跳出个人化的经验，综合国外的一系列理论和经验性研究，来分析教育孩子过程中几个核心的问题：智商、素质、智商的开发和素质的培养以及素质对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从教育的立场，我把人类社会分为三大阶段：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智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阶段中，决定人一生成败及其社会地位的要素有着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在传统的贵族社会，血统是决定性因素。你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首先要看你的家门、出身，而未必是你的个人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一生的成败则决定于你所掌握的资本，即你是否有钱。虽然能力可以产生金钱，但是一个能力平平的百万富翁子弟，比起住在偏远农村但个人素质达到百里挑一的水平的穷孩子来，还是有着难以挑战的优势。“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进入“智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能力平平的百万富翁子弟很难斗得过有着百里挑一的素质的穷孩子。因为前者虽然继承了巨额财富，却没有能力创造新的财富。在一个财富飞速增长的时代，他即使谨慎地保有了所继承的财富，这笔财富在新增长的巨额财富面前很快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后者虽然一贫如洗，但其个人素质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潜力，则在早年就会被社会所承认。结果，他即使一贫如洗，也会被炒得像是市场炙手可热的期货：大家争相往他身上投资、花钱请他进常青藤接受一流的教育。如果他争气的话，就可以效法比尔·盖茨等等前辈，凭借自己的智力创造微软、谷歌、Facebook这类企业。而那些守着祖宗财富的富家子弟，比起他来就像个叫花子了。
当然，这种社会阶段的分法，是非常粗疏简单的。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需要能人治事。贵族要是不能干，或不重用能干的人，就会被淘汰。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欧洲更是平民化，缺乏贵族传统，科举考试的理想还是“选贤与能”，而非品评家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门户更是大开。比如卡内基不过是个穷困的移民，登陆美国后马上成为社会底层的童工。但他靠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世界最富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智本主义”的原则。不过，在前两个社会阶段，能人从底层崛起还是受到种种限制，需要突破既有的制度框架。真正出头的，还是能人中的极少数，是例外而非常规。所谓“智本主义社会”，则创造了制度化的渠道，把能力作为唯一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比如常青藤，即使到了20世纪上半期，还是被白人社会精英垄断，别的阶层根本无法和这一统治阶级进行公平竞争。如今则不同了。你若是没有能力，几乎什么血统和财富也无法把你送到常青藤里。你如果有能力，哪怕你是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哈佛也会一年花4万多美元请你去读书。这种现象，只有在“智本主义社会”才会普遍地、常规地发生。
下面的《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进常青藤》一文，介绍的就是这种“智本主义社会”如何围绕着常青藤创造了一整套制度化的渠道，不问贫富地把最高智商的人收罗殆尽。你有钱未必进得了常青藤，但有智无钱者却能捷足先登。这其实也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对高素质的人追加教育投资，会产生极大的经济回报。比如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农村，说不定就是个马加爵，甚至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但这样的人如果生在21世纪的美国贫困家庭，哈佛会一年拿出4万多美元请他去读书。算算账就明白：白请人家来读书，4年下来也不过19万美元。回报是什么呢？看看比尔·盖茨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千亿美元。他即使是不行善，一生靠交税也会回馈社会几百亿。如果你在股市上19万的投资有这样的回报前景，你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愿意去试试。相反，一个素质平庸的富家子弟，你在他身上不管投几百万、几千万，他也不会胜任复杂的工作，甚至难以完成高水平的学业。这种没有赢利前景的投资，谁也不会干。所以，即使富人有的是钱想送自己不争气的孩子进哈佛，哈佛也会不要，宁愿自己投资把位置留给潜在的比尔·盖茨们。
基于同样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孩子和常青藤的距离越来越近。美国一流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比例和绝对人数每年都在提高，而且经济因素也越来越不成为读常青藤的障碍（其实经济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从来不是个障碍，因为他们基本都拿了全奖）。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一概免费。最近两校又提出新政，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8万甚至20万美元之巨的家庭，收费封顶，保证这些家庭最多只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教育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预计：用不了多久，家庭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上常青藤就会免费（包括生活费）。可见，上常青藤再不会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我才敦促中国的家长要让孩子“一岁就上常青藤”。早期教育的成功，可以使你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向世界的顶峰。
综上所述，在“智本主义社会”，家长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不是资本，而是“智本”。接下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个“智本”是什么？能否被家长从孩子身上人为地创造出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议。我将重点介绍十几年前轰动美国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中所阐述的“智商决定论”的观点。从这一“智商决定论”的角度看，人一生的成败，甚至收入水平，都和其智商密切相关。美国大学的“高考”，即SAT（学术能力测验），基本也可以换算成智商。不过，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对此说提出批评，强调智商除了遗传基因的生理层面外，还有其社会层面。智商的高低会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而且智商本身也并不一定能决定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其他素质，比如品格、动机、意志、价值观念等等，往往比智商更关键。智商甚高但一事无成的人也比比皆是。难怪有许多人在智商之外提出“情商”的观念。看看常青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就知道，SAT只是标准之一。除此以外，录取官员还要看申请者的其他因素，如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对付重大人生挑战的能力等等。说智商决定一切，不如说素质决定一切。这种素质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要宽泛得多。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以素质取代智商作为教育的目标，强调智商以外的“文化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试图界定在素质这个宽泛的概念中，智商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我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智商是无法改变的的话，在这一外在限制之下，家长还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孩子的素质？《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一文重点讨论智力开发和智商的关系，《怎样培养白领》则讨论的是培养人的行为规范或者所谓“文化行为”的问题。接下来的篇章则介绍了美国近几年在这些方面的教育实践、成果以及面临的问题。
在通过具体章节展开这些论述之前，我有必要把智商理论的来源、基本概念及其运用乃至所面临的问题做一个概略性的介绍。
智商学说的演进
现代智商理论起源于Sir Francis Galton所创立的优生学。Galton于1822年生于英国伯明翰边上的一个村庄，其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表兄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强调智力基因的遗传是人类进化并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Galton不仅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受到其“优异”家族传统的刺激，认为遗传因素不仅决定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不同，也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1869年，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年后，他出版了《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在书中，他利用英国一些大家族作为自己的主要数据资料，试图证明家族中遗传的各种智力因素塑造了人的成功。达尔文评论说，在读此书以前，他一直认为人类本身之间在智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差别主要在于工作的热情和努力方面。两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来由》，在几处引用了Galton的著作。1883年，Galton出版了《对人类能力的探求》（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提出了通过控制遗传因素来改进人种质量的理论，并第一次使用了“优生学”的概念。
Galton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诸如“聪明”这类描述性的品质进行量化研究，由此证明不仅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而且聪明的种类各有不同。他最先尝试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实证资料，创建了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和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并设计了最早的智能测验。虽然他的测验并不成功，但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很快就发展出新的智力测验法。 1904年，一位前英国军官Charles Spearman则在智力测试中获得了观念上和统计上的突破。他利用相关系数的理论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种智力测试上表现良好，往往就在另一种智力测试中也很突出。虽然不同的测试旨在衡量人在各种不同方面的能力，但一个人某方面能力突出，在另一方面的能力也突出。这种相关性可以用测试的数据资料准确、规则地证实。由此，Spearman推出了智商理论的“经典学说”：人的各种具体能力，来源于其统一的智力结构，即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Spearman将之命名为g。他进一步提出假设：这种g指涉的是人从经验中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将由此所获得的认识加以运用的能力。比如，把握“丰收”和“产量”两词的相关性，以及一些数字、几何图形之间的相关性，就反映了g的水平。
到了1908年，在欧美发展出了“脑力水平”（mental level）的概念，后来则叫做“脑龄”（mental age），并由此演绎成“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这一概念开始仅是用来测试一个儿童和同龄人比较的脑力发展程度或者阶段，后来迅速被用于测试一个人的智能水平在特定人口的智能水平中的位置，比如你是属于10％最聪明的人还是90％的庸众。而早在1907年，美军就在征兵时运用了类似的智力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Alfred 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检测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
可惜，这一时代正好赶上美国“镀金时代”结束、经济泡沫破灭。同时，这也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代。于是，美国公众本能地把经济危机的怒火转嫁到移民身上。智商研究也被迅速政治化。上世纪20年代初，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特别任命了优生学官员，力图通过选择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