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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传记]陈伯达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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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严肃的审问。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        ※         ※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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