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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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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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3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走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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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叔晏在气愤之际,骂骂咧咧,说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这类在当时“违禁”的话,但是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参与过整人。
那时,她负责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范若愚和他的亲属受到了诬陷。
范若愚的冤案越搞范围越大,许多无辜者受株连。负责中央“专案”工作的江青,却夸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要她负责更大的“专案”———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一个。江青要刘叔晏负责陆定一专案,刘叔晏自知干不了。陈伯达接过了这一专案。这样,陆定一专案便由陈伯达主管。
笔者为了了解陆定一受迫害的情况,曾赴北京,在陆定一家采访。据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严昭告诉笔者,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另外,四位曾为严慰冰诊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连,投入狱中,其中两位大夫含冤死于狱中!
陆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见影”、“走捷径”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持反对态度,认为那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陆定一受迫害的导火线,则是妻子严慰冰那“五○二专案”。
所谓“五○二专案”,即“化名信专案”。那是从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黄玫”等,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叶群,像一颗颗微型原子弹一样,在林府爆炸,使林彪、叶群坐立不安。
据严昭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严慰冰便对叶群那种骄横跋扈的派头看不惯,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之后,气焰日盛。1960年初,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儿子德德,见到在那里学习的林彪之女林晓霞。林晓霞是林彪前妻刘某所生。严慰冰得知林晓霞连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叶群不许她回去,对她很不好。出于义愤,严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骂林彪、叶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所在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便断定“基督山”即严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便决心“一窝端”,干掉陆定一———其实,当时陆定一本人并不知道严慰冰写化名信一事。
机会终于到来,1966年5月,在那次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5月18日,林彪在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中,猛烈地攻击了陆定一夫妇: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陆定一,被赶出去了,临时住在北京安儿胡同一号。
严慰冰和她的胞妹严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陆定一则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陈伯达接管了陆定一专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严重罪行之一。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庭长江华出庭审判,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
以下是法庭审判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引者注: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关押。这份报告是指正式办理逮捕手续)。报告上“同意”二字经字迹鉴定,系陈伯达所写。出示后,陈伯达说:“这个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没有问题,完全是我的字。这件事情呀,老实说,我这个记忆力太糟糕了,我实在不记得,但是事实俱在。”
问:“你实在不记得,现在你看过以后,这个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你还提出要把陆定一交给红卫兵审判,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有这个事情……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