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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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第二十六章　跃为第五号人物　
　　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　　　　　　　　※　　　　　　　　　※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74位中共中央委员和67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会议决定补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11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4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7。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