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曲礼》下篇）
“子曰：是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礼记·表记》）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篇）
“（曹覊）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春秋公羊传》）
上述说的其实和孔子的“不可则止”大抵相同，说的是为臣之道，当看到“周公之道”难再侍奉君主时，适时变通，或退或隐也是合“道”的。我们常说“明哲保身”，并不是说要反对历史上那许多直臣、诤臣的胸怀坦荡、一身正气，当然更不是要以那些世故圆滑的佞臣为榜样；而是正如孔子所说，行之以道、持之有度。
关于“事君”之道，《左传》里有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叫“晋灵公不君”。这个故事很长，我们截取一部分来说说。
故事讲的是晋灵公不以国君之正道行事。他通过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如何躲避弹丸。有一次厨子炖熊掌没有炖熟，他就把厨师杀了，放在筐里，让官女们用车装着尸体走过朝廷。大臣赵盾和士季看见露出的死人手，便询问厨师被杀的原因，并为晋灵公的无道而忧虑。
他们二人决定规劝晋灵公，当时晋灵公听了他们的谏言后无可奈何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打算从今以后改正。”
但我们知道，这谈何容易！
过后晋灵公仍旧不改恶习。作为大臣的赵盾便多次进谏，这惹怒了晋灵公。他先是派杀手NB335麑去暗杀赵盾。杀手NB335麑知道赵盾是国家的砥柱，不忍心杀他，无奈只好自己撞死在槐树上。
但晋灵公并不甘心。又有一次，晋灵公摆下“鸿门宴”，希望借宴饮赵盾的机会，预先埋伏好身穿铠甲的武士攻杀赵盾。幸好，赵盾的护卫提弥明发现了情况，拼死护住了赵盾。最后，赵盾得到灵辄（赵盾以前在首阳山救过的饿汉）的帮助，最终逃离了虎口。
尽管后来晋灵公还是被别人刺杀了，但就赵盾的人格，孔子还是用“古之良大夫也”来评价他。
忠臣最终难逃一死的故事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比干遭商纣王的屠戮、伍子胥难逃自刎的故事……对于这些伟大的政治家，首先我们要说的，与之前提到的一样，我们非常崇敬这些舍身为国的忠良，但通过这些故事，结合孔子所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再回到本文开头所引于丹文中提到的“事君数，斯辱矣”，可以看出，孔子的意思是说，为臣事君，如果时势已经难行“周公之道”，时昏世暗，再屡谏不止，逼促君王，其结果只能是自身受辱。
“事君数”的“数”，确是可以理解为“屡次”，这和伍子胥所数的“吾数谏王，王不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数”是一个意思。但把“事君数，斯辱矣”整句理解为“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这无疑是误解孔老夫子的原意了。
说完“事君”，我们再以同样的方法来看看“朋友”，其实这里的“朋”与“事”一样是作动词用，这是我们正确理解这句话的重要前提。
在《论语·颜渊》里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向老师问“友”。孔子回答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现朋友有不是之处，应该对他提出忠告，并且要善于劝导他，这里的“道”是“导”的意思；如果好好劝导他没能达到效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不可则止”，就不要再勉强，不然就可能要自取其辱了，甚至不仅朋友的交情没有了，还相反倒成了冤家。
中国文化中的友道精神提倡“规过劝善”，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交友、待友的重要原则之一。有错误互相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但“规过劝善”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所谓“过犹不及”，许多事情太过往往其效果并非最佳。不注意对方的反应，抓住对方的不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虽然有可能觉得自己出于一番好意，但实际效果很可能是对方早都难以容忍了。
看来《论语》说的“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解释为“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好像也不大对了。
于丹在解释所引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时，还出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错误，就是“事君数”中的“事”字，她解释成“有事没事”，这种解法比有人将古文中的“泣涕”翻译为“眼泪和鼻涕”更为荒唐。
于丹说完《论语》中的那段话后，接着说：
“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
看完这段，大家也许就明白了她是如何让孔子成为“于丹心得”的代言人了。于丹在向大家抛售所谓“于丹心得”的时候，从《论语》中找来了许多经典话语，经过似是而非的重新雕塑后，以改头换面的新论调出现在“心语”（新语）中。
“天人合一”和“天人和谐”是一个意
思吗
文/秦嘉川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一部分“天地人之道”对“天、地、人”有这么几段论述：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
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近来许多网民颇为气愤，缘由是在第7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当本届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与前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一起为《无间道风云》颁发最佳改编剧本奖时，画外音中竟把该片说成是“改编自日本影片”。此语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国业内有关人士和影迷的强烈不满，香港导演刘伟强更是直言“奥斯卡真的很丢脸”。
这种情况，汉语中多用“张冠李戴”来形容，这个成语大意是说把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的头上，比喻认错了对象，弄错了事实。于丹在上引短文中至少给《论语》多戴了两顶原不是他的“帽子”。
一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一说起天时、地利人和，大家都会想起“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它出自《孟子·公孙丑下》，说的是：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在这里所说的“天时”则指军事作战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是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人和”则指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等。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诸侯纷争的时代，战争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在中国古代战争理论中，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的分析被认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也在后世很多的战争题材的小说中有所体现。
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在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诸葛孔明与刘备谋划三分天下时说：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说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魏蜀吴各占其一，便可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其第三十九回“姜子牙冰冻岐山”中鲁雄论“为将之道”时说：“为将行兵，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用之以文，济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说的便是将军在指挥行兵作战中必须注意的天时、地利、人和。
烟霞主人《幻中游》第十六回“碧霞宫神女授兵符”中假借“娘娘”之口说：“这书名为《行军机要》，首一卷是天时，第二卷是地利，第三卷是人和。自古以来，兵家总不外此三者。”
并借“娘娘”与“秋英”的对话，简要回答了何为天时、地利、人和，并着重指出： “人心齐则气壮，气壮则力勇。一鼓而前，谁能御之。若人怀异心，子弃其父，弟弃其兄，各鸟兽散，安能破敌。”说的便是如果将士用命，军心思齐，就可以一鼓作气，所向披靡。
天时、地利、人和在军事理论中地位很高，同样，在中国上下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中也影响极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农学家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修齐类·卷十一》中说：
“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
陆世仪在文中认为一切事理都包含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农事尤其如此。以天时、地利、人和分析农事，往上可以追溯到荀子，他认为：“（农夫）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荀子这里所指的“天时”是指农时，“地利”是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认为农夫能依照农事安排耕作、适应土地肥沃种植加以科学的农业分工，便能使农事顺畅，丰衣足食。也就是说：
“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NB336NB336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荀子·富国》）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农学史上的名著，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齐民要术·种谷》）他的意思就是，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顺应天时，符合地利，还是能以较少的劳动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
“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不经考证，就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于丹的态度不免过于草率。《论语》对现代人的启发的确不少，但不知于丹教授所说的结论从何而来。这好比说日本的电影某种意义上确实代表了目前亚洲电影的最高水平，但这不能是《无间道风云》“改编自日本影片”的理由。
给《论语》错加的另一顶帽子便是“天人合一”。
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多次说过这样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意思是说想要了解上天的反映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古今朝代更替的规律，形成自己的著作。这是他进行《史记》创作的指导思想。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怎样看待“天”并解决天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精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热点和核心。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妙之处，体现在文字表达上，虽是差别不大的一字或几字，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常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意思是说：开始时虽然相差很微小，结果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在理解古代的哲学命题时，不仔细分辨，就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早明确的提出“天人合一”一词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他在《正蒙·乾对篇》中说： “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儒者由于真正明确做“人”的道理，所以就能掌握“诚”这一真实本性；反过来说，又由于真正明确人的“诚”这一真实本性，就能更加明察事理，这样便能做到天命人性不相违背。
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非常深奥，我们从他的论说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人”自身在天人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而把握玄妙的天性，从而了解、改变外在的大千世界。《周易·乾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正是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