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奥地利〕弗洛伊德-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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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情形。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回到已被剥夺的母体内生活的本能——进入睡眠状态的本能。　睡眠就是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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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反回母体的行为。　醒着时的“自我”是支配能动性的，这一功能在睡眠中陷入麻痹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施加于无意识“本我”的拟制功能也就相应地成为多余的了。　这么一来，这些“反精神注入”的撤回或减弱，就为“本我”提供了已经不会导致危害程度的自由。有大量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无意识的“本我”所分担的作用。（１）

　　　　梦中的记忆远比醒着时的记忆涉及更为广泛。梦带来了梦者已经忘却并且醒着时已不可能获得的回忆。（２）梦不受限制的运用语言符号，这些符号的大部分意思是梦者所不知道的。　然而我们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意义。　它们也许起源于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３）在梦中，回忆能频繁地再现来自梦者幼年时期的印象，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这些印象不仅是被遗忘了，并且是由于抑制而变成无意识的了。　我们对精神病进行分析治疗时试图借助于梦——这种帮助通常是不可缺少的——来重视梦者早年生活，道理就在于此。（４）另外，梦还揭示出一些既不可能来源于梦者的成年生活又不可能来源于他已忘却的童年生活的记忆。　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当作是随孩子一起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古老遗产（ａｒｃｈａｉｃ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的一部分，也就是他获得任何自己的经历以前从他祖先的经历中受到的影响。　在最早的人类传说和残存的风俗习惯中我们能找到这种系谱材料的翻版。可见，梦构成了不可忽略的人类史前的渊源。然而使得梦对于我们获得认识这么有价值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无意识的材料进入“自我”时，它随之带来了自己的工作方式，这就意味着，使无意识材料得以表现的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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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在梦的工作过程中，往往被当作“本我”的无意识部分处理，而且（就梦的形成的两个可供选择的方式而言）已经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中得到增强的前意识思想就被降到无意识状态。　只有经过这个方式，我们才能认识支配无意识活动过程的法则以及它们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我们在醒着时的思维中所熟悉的那些规律。　因而，梦的工作本质上是前意识思维过程在无意识状况下的重复的一个例子。　不妨从历史中找一个类似情况来说明：入侵的征服者统治被征服的国家，不是根据那个国家本来行使着的司法制度，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　可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梦的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折衷。“自我机体”尚未陷入麻痹，其影响将会在它对无意识材料所作的扭曲以及它往往不那么有效地试图赋予全部理论以一种不太容易为“自我”所接受的形式（二次修正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的现象中见到。用我们上面所作的类比来说，这就是被打败的民族不断反抗的表现。支配无意识活动过程的法则就是以这种方式显露出来的。　它们十分明显，足以解释我们好象感到奇怪的梦的大部分状况。　尤其外显的梦是一种凝聚的趋势，也就是趋向于从我们醒着时的思维中一定是处于分离状态的要素中形成新的统一体。　由于这种趋势，外显的梦内容的一个单独的要素往往代表着整个一系列内隐的梦思想，好象是对所有这些思想的一个综合的暗示；一般地说，与梦的丰富多彩的背影材料相比较，外显的梦的范围特别小。　梦的工作的另一个不完全和前一个无关的特点是，精神强度（精神注入）能轻易地从一个要素转移到另一个要素，以致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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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梦的思想中并不重要的某个因素会表现为外显的梦的最清晰从而也是最关键的特色，反之亦是如此，梦的思想的本质性要素会在外显的梦中只表现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暗示。另外，一般说来，介于两个要素之间并为它们所共有的无足轻重的内容的存在也就足以使梦的工作在任何进一步的活动中随时导致两者互相替代。　这种凝聚和移置作用大大增加了解释梦的困难和揭示外显的梦与内隐的梦思想相互间的关系的困难，这是容易想象的。　从凝聚和移置这两个趋势存在的依据出发，我们的理论推断得出，在无意识的“本我”中，能量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并且“本我”重视放出大量刺激的可能性甚于重视其它任何思考；我们的理论还将用这两个特点来解释我们认为“本我”所具有的原始过程的性质。对梦的工作的研究还使我们了解了无意识过程的其它很多特征，这些特征既显著又重要，然而在这里我们只能提及其中几点。　支配逻辑的规则在无意识中毫无份量，这种状态大概可以称作非逻辑的王国。　在下意识中并非存在着两种目标相反的欲望，两者之间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　它们或者是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是相互发生了影响，却并不决出谁强谁弱，而是出现一种荒唐的折衷，因为这个折衷包括两者互不相容的细节，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相反的两样东西并不是相互隔离，而是被当作相同物看待，因此，在外显的梦中任何要素都可能同时包含有其相反的意义。　某些语言学家发现在大量古老的语言中也有同样状况：诸如“强——弱”

　　　　、“光明——黑暗”以及“高——深”这样的反义词，最初都是用相同的词根来表达的，直到后来这些原始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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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修饰意义，才开始分辨出两种不同的意思。这种本来具有双重意义的语言的残余甚至在拉丁语这样的高度发达的语言中仿佛仍然可以见到，例如拉丁语中至今仍在使用“ａｌｔｎｓ”

　　　　（“高”和“深”）和“ｓａｃｅｒ”

　　　　（“神圣”和“可耻”）这样的词。鉴于外显的梦与隐藏在身后的潜在内容之间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不明确，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假如有可能从前者推导出后者或从后者推导出前者，为什么理由？我们所能依据的是否只是借助于“新译”外显的梦中出现的符号而作出的一个幸运的猜测？我们大概这样回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问题都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但必须借助于梦者本人依据外显的梦内容诸要素所提供的联想。任何其它程序都是武断的，也不能产生任何特定结果。可是梦者的联想却显露出了中间纽带，我们可以用这些纽带把两者（外显内容和潜在内容）之间的空缺连接起来，并藉此使梦的潜在内容复原，这样就能进行“释梦”。假如这种解释工作（和梦的工作方向相反）

　　　　有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那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还必须对睡眠中的“自我”为何承担起做梦任务这一问题作出有力的解释。　幸运的是，这种解释是很容易找到的。　任何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梦都借助于无意识对“自我”提出一种要求——假如这个梦是起源于“本我”的，就是要求满足某种本能；如果这个梦是起源于醒着时的前意识活动的剩余，则是要求解决某种冲突，删除某种疑惑，或在形成某种意图。　然而，睡眠中的“自我”却一心只想维持睡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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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种要求是一个干扰，并竭力设法摆脱这个干扰。　“自我”通过一种似乎是顺从的行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以那种在特定情形毫无害处的实现愿望的方式去满足这一要求，从而将之摆脱。　这种以实现愿望来摆脱要求的现象一直是梦的工作的本质功能。　用三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功能可能是有价值的——饥饿之梦、排忧之梦和性欲促发之梦。梦者在睡眠期间很难摆脱对食物的需求，他便梦见一顿香甜可口的佳肴，然后继续酣睡。　当然，他完全能够进行选择，或在醒过来吃点东西，或者继续睡觉，他决定选择后者，以此来满足他的饥饿——这当然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只要他的饥饿一直继续下去，他最终还是不得不醒来的。　下面的第二个例子，一个睡着的人不得不醒过来，以便能及时赶到医院工作。　可是他继续睡下去，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已经在医院了——只是变成了病人，因为病人不需要这时起床。　第三个例子，睡眠者盼望享受某个得不到的性欲对象——比如朋友的妻子——的欲念在夜间活跃起来，他做梦进行了性交——实际上并不是同他所渴望的这个人，而是同另外一个也有这样的名字而其实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者，他和这个欲念的斗争也许在他的完全无名无姓的情人身上得到显现。当然，并不是任何情况都是这样简单。　尤其是在那些起源于前一天没有解决的残留事物的梦，那些只是在睡眠状态中获得无意识的增援的梦中，想揭示无意识的动力及其愿望的实现往往并非易事；可我们可以假定它们总是存在的。　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一命题很容易引起疑问，因为人们不会忘记有许多梦的内容的确令人痛苦，甚至使梦者在忧虑中惊醒，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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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还有那无数并没有带有确定的感情基调的梦。　然而基于忧虑之梦提出的异议并不能充当推翻精神分析学的证据。我们不能忘记，梦永远是冲突的产物，是一种折衷调和的结构。　某种对无意识的“本我”来说是满足的因素，也许正由于此而成为导致“自我”忧虑的因素。随着梦的工作的继续、有时无意识能更为成功的朝前推进，有时“自我”则会用更大的力量进行自卫。　忧虑之梦大多是那些其内容受到最少扭曲的梦。　假如由无意识提出的要求过于强烈，致使睡眠中的“自我”竭尽全力也抵挡不住的话，它将会放弃睡眠的愿望重新醒来。　假如我们说梦总是一种不会改变地试图以实现愿望的方式摆脱对于睡眠的干扰所作的努力，那么梦就是睡眠的卫士。　之所以这样讲，我们是把任何经验都考虑在内了。　这种努力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可能失败，这时睡眠者就会醒来，显然正好就是被梦所惊醒。　正如以护卫本镇居民的睡眠为天职的了不起的守夜人，偶尔也会出于无奈而只好鸣响警报，惊醒沉睡中的市民一样。在即将结束这部分讨论之时，我要提出一个能够说明我为什么在释梦问题上花费这么多时间的论断。经验已经证明，我们依据对梦的工作的研究而了解到的，并为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无意识活动机能，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把我们的兴趣引向神经病和精神变态的种种让人迷惑不解的病症，这样一种相互一致性不可能不激起我们内心极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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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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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精神分析技术

　　　　由此看来，梦也是一种精神变态，具有精神变态特有的所有荒唐的活动、妄想和幻觉，毫无疑问，短时期的精神变态是没有害处的，甚至还能承担一种有用的功能；这种短期精神变态常常是在主体的同意下开始的，并在他的意志控制下终止。　尽管这样，这终究还是精神变态，而且我们由此了解到，即使是这样深刻的精神生活变化也是可以复原的，能够让位于正常的功能的。　那么，假如我们因此而认为，使精神生活中那些可怕的自发性疾病屈服于我们的影响并使它们得到治愈也必然是可以做到的，这种想法是否太大胆呢？

　　　　我们已经明白了这项任务的初步情况。根据我们的假设，只有“自我”才能完成下述任务，即满足由“自我”的三个依赖关系——与现实、“本我”和“超我”的相依关系——而产生的要求，然而同时又保存其自身组织，维护其自主权。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病理学状态的前提，只可能是“自我”的某种相对或绝对的削弱，使它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对“自我”提出的最严格的要求大概就是遏制“本我”的本能欲求，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自我”就不得不把相当大的能量不断地消耗于“反精神注入”。然而，由“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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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如此强烈，如此执着，以致使“自我”在其它任务面前可以说是陷入麻痹状态。　我们可以借用产生于这种关键阶段的经济斗争来作出推测：“本我”和“超我”通常联合起来反对困境中的“自我”

　　　　，而“自我”为了恢复其正常状态便全力依附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