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残志坚者的奋斗史:亲爱的苦难-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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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母亲流下了浑浊的泪水，她叫过哥哥，艰难地一字一顿说：“大水，你已经订婚了，是大人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叔叔和弟弟，能答应阿娘吗？”
“叔叔”指的就是我的生父——大水的继父；大水一直这么叫，后来，我也跟着叫，一叫就是二十多年。
母亲是怕哥哥在她死后不能善待父亲和我。
大水哽咽着，强忍住泪，抓住母亲的手，用力地点了一下头：“阿娘，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叔叔和灯明的！”
40多岁的母亲，就这么走了，来不及看到哥哥成家立业，更来不及看到我长大成人。
这就是，我和大水哥的兄弟缘分的来历。
第一个大错……
大水一身泥水和汗水地赶到家里，老父亲早已急得团团转：“灯明他犯了什么法哟，派出所抓他？大水你赶快想想办法吧，千万别让灯明去劳改……
大水匆匆换了干净衣服，骑上车又赶到公社派出所。所长把一叠白纸黑字的材料往桌上一扔：“你看看你弟弟干的‘好事’！”
大水略为翻了一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么，我究竟是怎样进了派出所的呢？
且先让我老实坦白交待一下我此前的“历史”。
初中三年，家里一直很穷，父亲常年在外打工，顾不上我，哥嫂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也是经常出外“打游击”，我的初中生活过得颇为艰苦，经常连二三毛钱一份的青菜都买不起，只好往白米饭上撒几粒食盐将就着吃。
临近中考前夕，要填报考志愿了（那时，还是先填志愿后考试），班主任特意走到我旁边，说：“你最好报高中多读两年书……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这样的身体，考上了也没人要。”
班主任一句善意的话，在我听来却觉得分外刺耳：老师莫不是看不起我？自尊心太强的我，一赌气；冲老师吼道：
“我不读了！”
就在那天，我卷起铺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这，是我这一生中，所铸成的第一个大错。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父亲本指望我“考出去”，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原本不错，现在见我就这样不读了，也无话可说。那时，各大中专院校几乎都不招收残疾学生。
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在农村，残疾人的传统出路，往往就是去学一门手艺，诸如理发、裁缝、维修家用电器和钟表等等，这些职业不需什么体力，赚点钱相对轻松，讨个老婆养两个孩子一般不会有问题。
父亲替我交了30元钱学费，把我送到县城里的一家缝纫培训班。
但我对学手艺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学起来自然三心二意，一个月培训期满后，我的“毕业成绩”是一条一只裤腿大一只裤腿小的根本不能穿的坏裤子。
此后，父亲不再强迫我学什么手艺，把我带到堂哥开办的砖瓦厂，踏踏实实地放了一年牛。
在放牛期间，我坚持听收音机，到七八里外的乡文化站看报纸，了解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很多农村专业户、万元户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的成功事迹，激起了我勃勃的野心。
17岁那年，我成了全乡第一个养鸡专业户。
我小打小闹了两年后，乡里许多农户靠关棚养鸭赚了钱，哥哥也想养，便让我帮着家中养鸭。
我把书上的一些科技知识运用于养鸭上，家中的几百只蛋鸭产蛋率竟连续5个多月高达九成以上。
乡亲们都夸我“厉害”，“有文化就是不一样”，纷纷向我讨教养鸭技术。
乡报道组张干事也闻风而来，替我在省里的科技报上发了一篇小报道。
一天，张干事领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我住的鸭棚里来，说，这是我们乡的邱书记，他特地来看看你。
邱书记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说，小缪啊，听说你很肯钻研，最近还有个“人工鱼粉”的新发明哩……
我受宠若惊，有些语无伦次地向这位爱才的父母官和盘托出了我想搞“人工鱼粉”加工的想法。
鱼粉是鸡鸭饲料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性蛋白原料，国产鱼粉大多质量低劣，进口鱼粉成本又过高，一直是影响养鸭效益的一大难题。从书里，我琢磨出了一种人工合成鱼粉的思路，可以替代价高的进口鱼粉。再进一步，当时全乡蛋鸭有上百万只，在整个
福建省也是大名鼎鼎，饲料原料（包括鱼粉）用量巨大，倘若这一思路付诸实施，每年可为全乡鸭农节省饲料成本上百万元。
邱书记当即拍板，将为我争取2000元贷款，把我的“人工合成鱼粉”项目扶上马；尽快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在上世纪80年代，2000元几乎相等于现在的一两万元，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
主任大人不肯见“鸡”行事
我去找了乡信用社主任。
主任大人是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干瘦老头，怀疑的目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狠狠地盯了我这个矮小、驼背、嘴上没几根毛的小青年几眼，说：“关于你的贷款问题嘛，嗯，邱书记是跟我打过招呼，不过，最近信用社资金紧张，等过两个月我们再想办法给你安排吧。”
两个月后，我又去找那位主任，主任推说现在贷款都没收回来，让我再等等。
我急了，想起当下盛行的“走后门”，不知主任是否因为我没给他送礼而不给我贷款，干脆，我也走一回“后门”吧。
但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便抓了自养的一只又大又肥的老母鸡，捆上双脚，往黑提包里一塞，准备去给主任行贿。
在主任办公室外面等了好半天，瞅准里面只有主任一个人，赶紧做贼似的溜进去，叫了声主任，便把老母鸡往包外掏……
主任见鸡顿然变色：“你……你这小同志，把我……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快点拿回去，快点……”
我把掏出包才一半的鸡又塞了回去，满脸红得像鸡冠，推门鼠窜而去。
没办法，我去找邱书记。
邱书记当即挂了电话给信用社主任，说，小缪的贷款你怎么一推再推？你信用社应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嘛，我现在就叫小缪过去，你把他的贷款今天就给批了。
第二天，我终于从信用社拿到了2000元贷款。
我购齐了所需原料，在家中开始了“人工鱼粉”的手工试生产。
哪曾想，一场全国性的养殖业大滑坡就像那年的洪水一样从江北席卷了江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蛋价一跌再跌，产蛋率超过九成也要亏本，鸭农们纷纷将产蛋母鸭杀的杀，卖的卖，我所在的乡亦未能逃过这一劫。哥哥不得已忍痛低价抛售了正值产量高峰期的鸭群。
几乎是短短两三个月的风云突变，我的“人工鱼粉”还没卖回几百块钱，就只剩下积压亏本的命运了。
无奈之下，我把目光转到了养殖业之外。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或许是我亏本亏急了，竟然胆大包天，打起了“性”的鬼主意。
上世纪80年代末，“性”在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非常隐晦、敏感的字眼，书店里也没有一本书敢像现在这样公开宣扬性知识、性健康、性道德、
性文化，连中学教生理卫生的老师教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总是跳过去不教；让同学们自学。那时整个时代对于“性”都像那些老师们那样含蓄羞涩，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么无所顾忌。
我经常收到一些所谓的科技中心、研究所寄来的“狗皮膏药”，推销“一本万利的致富技术”、“生活保健秘术”等等。我将散落在这些“狗皮膏药”中与性保健有关的内容搜集到一块。我给它们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幸福生活大全》，便按买回来的一些通讯录寄出了几百封推销信。
这些现在车站随处可见的那种夫妻性生活“指南”、“技巧”等东西，在20世纪80 年代可是属于“严禁”之列的稀罕物，因而，我撒出去的“鱼饵”很快有“咬钩”的了──我开始不断收到求购的汇款。
哈哈，我终于要发大财了！
我也知道自己在“铤而走险”，但又心存侥幸，认为只是通过信函“买卖”，又不上大街去推销，公安不可能发现躲在暗处的我。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此时，我的身份是乡办孵化场的技术员──孵化场场长三顾茅庐，把养鸭“很厉害”的我请去照看场里重金买进的一批法国种鸭。
一天，我正在鸭场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幸福生活大全》，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也是我太大意，以为这个鸭场地处偏僻，公安不可能到这儿来，所以我大着狗胆在大白天干起“地下工作”来，还居然连鸭场门都不关。
那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看了看我散发着油墨香的“杰作”，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那家伙，不会是派出所的吧？
我忐忑不安起来，却又自我安慰：不会那么巧吧？
几分钟之后，那人带了一个高个子闯了进来。
来人抓起桌上的资料快速扫了一眼，然后，掏出一个证件晃了一下：“我是派出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一下子愣住了。
冰凉的手铐铐上了我的双手。
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
原来，这天正是星期天，他们换了便装出来钓鱼，钓鱼的地点就离我工作的鸭场不远。
第一个家伙是鬼使神差地在鱼塘的附近瞎转悠，碰巧发现了我这条“大鱼”。
他带来的那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
那天，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块偏僻之地钓鱼。
我成了他们钓到的一条“大鱼”。
一场没有上刑的审讯之后，所长大人扬了扬手里我摁了手印的口供，义正词严地说：
“你贩卖黄色印刷品，破坏社会风气，是全县第一个典型，你要坐牢了。”
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号子”。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
进“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盛仔忽然发令：
“全体‘生产队员’紧急集合！”
不一会，八九个“生产队员”就列队站成了一排，面向铁塔般屹立在床上的盛仔。
在“号子”里，“生产队员”专门伺候包括盛仔在内的“上等人”，为他们洗衣、捶肩、搓背、倒洗脚水，以及负责扫地、洗碗、倒尿桶，等等，是“号子”里的“下等人”。
凡“新兵”和没本事没靠山的，都得进“生产队”接受“锻炼”。我也“锻炼”了两天。
盛仔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
“这几天，你们的‘生产’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吧？地扫得不干不净，洗饭盒也你推我躲的，你们的‘队长’老狗才‘高升’几天，你们就想造反了？”
“队员”们的脸色瞬间又红又青起来。
“今天，我给你们分派一个新队长。”
“驼子，”盛仔把手指向我，“你上来。”
我犹疑地出了队列，脱鞋上床，站在盛仔身边。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队长！”
我？盛仔让我当“队长”，管理他们？这怎么行？……
“盛仔，我……我不行……”我嗫嚅着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盛仔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丝毫分辨。
“去，赏给他们每人一耳光！”盛仔命令道。
打人？打耳光？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终于，我还是伸出了我干瘦的手……
我知道，盛仔在这儿说一不二，我不可能“给脸不要脸”。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挨个打了过去。
“太轻，太轻。”有人嚷道。
“对，太轻了，叫他重打。”有人附和。
“老大，叫他用这个！”一个家伙拎过来一只拖鞋。
他妈的！我暗骂了一声。的确，刚才我并没有使劲。
“对，你就用它打！”盛仔一脸坏笑。
“生产队员”们脸色大变。
没办法，我还是接过塑胶拖鞋，朝“生产队员”们挥过去──
“啪、啪、啪……”
第二天，我就颐指气使地指挥“生产队员”干这干那，俨然一个“队长”模样。
由于有盛仔和钢条为我撑腰，“生产队员”尽管对听命于一个驼背“领导”心有不甘，却也敢怒不敢言。
我从小学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只有在“号子”里的那一段日子，我的衣服全部由别人给洗得一干二净。
“号子”里最折磨人的，就是饥饿了。
“一天三餐八大两，扣去一二两；萝卜白菜没人要，我们通通包。”一首流传在号子里的牢歌，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些囚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