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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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管教又在读另外一份认罪服法书。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小学教员的认罪书。他讲话细声细气，样子非常驯服。杨管教对他厉声喝道：“你写反动标语是因为手发抖写错了字吗？根本不是嘛！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你这种反革命本性迟早要暴露出来的。可能你那天有病，但病是外因，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是内因，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起作用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你要再反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好好理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这天夜里，二十几个犯人又坐在那间房间里。按照杨管教对每个人认罪书的批评，重新检查自己的认罪态度。那位小学教员在昏暗的灯光下发言，承认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因为他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正是他这种反革命本性使他在写毛主席诗词时把“国民党反动派”六个字写成“共产党反动派”，犯下滔天反革命罪行。所以，党和人民判他七年徒刑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他的认罪服法发言被杨管教认可，他成了我们之间第一个过了认罪服法关的犯人。
第二天，我们改在礼堂学习。上午由杨管教主持学习会，让一个叫刘震宇的犯人交代他的罪恶。刘震宇是一个小个子年近五十岁的人。五月的天气还穿着对襟棉衣。劳改队发两次服装，一次是秋末冬初，发一套蓝棉布的棉衣棉裤，里面是次等棉花，衣服背上和裤子的两膝都用黄油漆印着“劳改”字样。所有家里不能提供衣服的犯人，只有两种衣服穿：棉衣和衬衣。所以他们春天和秋天都穿棉衣，夏天穿衬衣。刘震宇五月份还穿着棉衣，说明他属于家中无人，或者有人也不向他提供衣服的那类人。他的劳改棉衣很旧，但是很整洁，还有几块补丁，说明他与一般的劳改油子不同。一般劳改油子从不补衣服，而且故意把棉衣弄破，然后每年秋天都可以得到新棉衣，因为干部一般都是根据需要发衣服，看谁的衣服破得不能再穿了，就发新的。刘震宇下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讲一口常德腔的长沙话。他平时在三大队是一个从不与干部对抗，也从不引人注目的人。既不因对抗政府而引人注目，也不因靠拢政府而引人注目。但我听一些犯人说，他经常向法院写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这大概是当局选择他作为不认罪典型的原因。刘震宇开始交代他的“罪行”，他讲话轻声慢气，有时拉着“嗯”“啊”的长音，很像一般干部讲话时打的官腔。我想他大概是一位共产党政府的干部。”我的主要问题（注意：不是罪行），嗯，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问题，我的右派问题，嗯，主要是我的一些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问题在五七年就由组织上作了结论。嗯，文化革命中，我的一本私人日记，嗯，被红卫兵抄出来了，成了我的罪状”
“你又在胡说八道！”杨管教打断他的话，将随身带的一叠材料打开，厉声道：“你的右派言论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的反革命日记也不是一般的私人日记。让我来念两段你的日记，看你这个日记都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一九五七年一月。今天看到《内部参考》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真是大快人心。暴露了迫害狂和暴君斯大林的残忍，社会主义政治黑暗的一面，中国也要像苏联一样，铲除斯大林产生的土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震宇你知不知道这一点，你攻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迫害狂和暴君，认为中国也有产生斯大林的土壤，你是不是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你攻击社会主义政治黑暗，你是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杨管教越讲越激动，越气愤，脸皮绷紧，脸色极为严肃，一支手抓起那堆材料在空中摇动。“这就是你的私人日记，这哪里是私人日记？这明明是你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对世界大事，对国家大事发表你的极右观点。你这样的极右派，党和人民应不应该批判你？应不应该将你清除出革命队伍？你的反革命日记一九五七年没有被人民发觉，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这是你反革命罪行的彻底暴露，你这样的极右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动分子应不应该判十五年徒刑？〃刘震宇低垂着头，撅着嘴。杨管教又翻阅那叠材料，用嘲笑的口气说：“你刘震宇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不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看看你自己的日记你就知道，你的灵魂多么肮脏。‘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这已是出差在外的第二个星期了。我真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遵守一些虚伪的道德规范。如果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妻子有了新的男朋友，丈夫有了新的女朋友，他们怎么不能各自作乐一番呢？这并不妨碍夫妻团聚后仍是好的夫妻。’你看看，你看看，刘震宇你多么无耻！”
我听了这两段日记，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看上去毫无思想，在劳改队十分驯服的刘震宇还是个有如此思想的人。刘震宇当时穿的那身劳改服，加上他那几根山羊胡子和他那低眉顺眼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个无知驯服的老农民，没有人会把那日记的作者和他联系在一块。特别使人吃惊的是，日记中的政治观点和七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如此格格不入。当时有很多与刘震宇观点相同的人被判处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徒刑，有的人甚至被处决。按当时判刑的一般标准，刘震宇被判十五年徒刑并不是最重的。但是看得出来，刘震宇不服判决也有理由，这毕竟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而不是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观点可能就不像一九六七年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得如此尖锐。杨管教看见刘震宇满脸不服气的样子，就宣布：“刘震宇，我们总有办法让你服法的。今天夜里，全大队开会批判斗争你，你好好考虑你的罪恶，老实接受批斗。“我不明白杨管教为什么会在二十几个人中选择刘震宇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刘震宇也许是遵守监规最好的犯人之一，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向法院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也许劳改队当局不喜欢这种犯人，要将他作为批斗的重点。那天下午，我仍在礼堂学习。这次是由一个叫高志明的年轻人交待罪行。高志明瘦瘦高高，大大的眼睛，讲一口岳阳话：“我在高中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那时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花了很多时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于我的思想反动，我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论证列宁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思想反动使我发现列宁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不相容。”
杨管教打断了高志明的话：“你不要在这里继续放毒，散布你的反动思想。不要讲你的反动观点，你要深挖你的反革命罪恶的根源。”尽管高志明说话细声细气，一付自卑的样子，杨管教还是打着官腔批判他：“你们就是有反革命野心嘛！马克思主义还要你研究干什么？共产党毛主席早就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好了，你只要遵照执行就行了，学习就是了。还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想另搞一套。你们用马克思反对列宁，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嘛！高志明，你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就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对你父母的压迫，这就是你犯罪的根源。”
我听杨管教的这番批判，心中暗暗好笑，看他那付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自认为政治水平很高呢！由这种人来批判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除了戴帽子压服之外，大概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那天晚上在礼堂召开全大队八百犯人的大会，批判不认罪服法的刘震宇。可怜的刘震宇缩着脖子低着头站在台上显得更矮了。照例是值班犯人带头念毛主席语录：“刘震宇（原文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几百人跟着呼喊，把个可怜的刘震宇吓得直哆嗦。接着就是几个犯人发言批判他，两三个小时的批判大会，刘震宇已经满头虚汗，脸色苍白了。
这次批判大会一个星期之后，大队又开过一个动员“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大会。大会上，大队长表扬刘震宇有很大进步，刘早已表示认罪服法，不再上诉。接着，刘震宇就被派去守瓜棚，当“自由犯”去了。自由犯有的守菜棚，有的守瓜棚，他们都独自住在监房外田野上的草棚内。没有干部监视他们，行动相当自由。够资格当自由犯的都是干部信任的人，干部相信他们不会逃跑，不会搞当局不喜欢的活动。所以刘震宇得到自由犯的身份，说明当局已经十分信任他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产生了两种猜测，也可能刘震宇从来没有逃跑的思想，也十分遵守监规，他只想遵守合法的程序申诉，所以干部批判他不认罪，但并不妨碍信任他当政治犯；另一种可能是，刘震宇本来就当过共产党干部（一九五七年之前），也许劳改局对当过共产党干部的人从来就比较信任，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刘震宇当了自由犯，这是当时劳改队犯人中最高的地位。他的行为比以前更加驯服，经过那次批斗大会之后，他见人就低下目光，一付顺从和自卑的样子。他再也没有申诉过，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为所有的右派分子平反。这大概是劳改当局改造政治思想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了。宾师傅我差一点杀死宾师傅，我后来的好朋友。
我从建新农场被“人保组”押回湖南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与宾兰庭师傅同住一个号子。文革“二月逆流”时我因支持“湘江风雷”被保守派抓起来坐过牢，正好就是关在这个公安厅看守所。四年后重进这个看守所，心情特别凄凉。四年前，我和被关的造反派的朋友相信不久就会平反，我们在监狱里绝食抗议，要求与当局谈判，不到一个半月，我们就被释放了。而这次，我是被毛泽东、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亲自点名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我回长沙的路上，看到到处都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到处都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布告，上面名字划满了代表己执行死刑的红叉叉。刘凤祥已被杀害，而党团员还贴出了“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张家政”的标语。我坐在送我去公安厅看守所的车上看到这幅标语时，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我想起了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镇反运动，那时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就是当局根据这类呼吁，以“民愤极大”为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死刑的。一走进阴森可怖的“模范监狱”，我就听到死刑镣“叮当叮当”的响声。那响声时时提醒周围的人，有同类正在清醒地、不可抗拒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我一走进十三号，就看到靠窗的木床上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被窝里。这个木床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大概可躺三、四个人的面积。后来我知道他叫宾兰庭。我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他可能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因为我当时怀疑自己也会马上被判死刑，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久了。而监狱当局总是把死刑犯与其他犯人隔绝开来，并派一个他们较信任的犯人去监督他，以免他自杀或出其他意外。
宾兰庭从床上爬起来给我让铺位时，我才发现他个子矮小。他脸型长，看去很古怪，是那种比较难看的中国人。他脸上是那种典型的世故中国人有意装出的麻木表情，看去似乎呆滞，实际上却使人感到脸后有脸，后面的脸一定是一种复杂、警觉和提防的表情。他的穿着不象工人，不象干部，而像闹市区的市民，这类人的背景最为复杂。我由于有种“临死前的偏见”，对周围一切安排都会猜疑为与自己的死刑有关，所以对宾兰庭没一点好印象。安顿好铺盖后，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短短的一生，少年时代一些美好的景象，甚至歌声、气味都浮现在我脑海中，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我产生一种对世界的美好印象，我强烈地希望活下去。人间的一切，哪怕是痛苦都那么值得留恋。第二天，人保组那个最可恨的陈苓梅杀气腾腾地告诉我：“我们把你调回长沙是要你进一步交代你和你的同伙的罪行。今后你不能与家属直接通讯，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你的家属。”我深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以前，每月家属都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