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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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9；A。韦弗尔爵士，《艾伦比》（伦敦，1940），页203。现代战争不讲求个性，英雄主义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给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讲座时说，参军时立誓要有与众不同表现的那些士兵，在个人英勇并不吃香的现代战争中常会感到“无足轻重，于是很难受，然后会以为自己是胆小鬼，这种无用感之强烈甚至会与他此前英雄主义幻想的程度相当。”古斯塔夫·白考斯基，“从平民到军队生活转变中的性格变化”，《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页292。英雄主义看来根本无法在20世纪战争的恐怖中生存下来。
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战场上没有“自己会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动的心”在现实之外并没有一个更伟大的虚构存在（如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伦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坏和恐惧——对像罗伊·贝纳维德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只有紧张，一切都是混沌。就连备受称赞的“尚武之邦”，也因与那些不好打仗、远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声名不再。20世纪上半叶那些鼓噪士兵体质和“阳刚之气评估”的理论家们，不过是试图挽留此前已逝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在军队内部，新兴精神病学的强大话语权正在抚慰哪怕最能打的战士。以《男孩自我》文风、廉价惊险小说语汇写就的嘉奖令更是嘲讽了个体英雄的存在。更何况，英雄主义的举动还时常是丑陋的。正如一个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
对试图适应现代战争的残忍和无名的士兵来说，这“此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要费一番猜度。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
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
本不是政治人物或哲学家
可以评判的。我不恨德国人，也不会
为英国人狂热，去讨好小报。
除了有个胖胖的爱国者我不喜欢
对德国独夫我似恨实爱。
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1915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写于1915年，收托马斯，《诗集》（伦敦，1920），页165。
1915年5月13日是耶稣升天节，陆军上尉朱利安·亨利·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这天被炸弹碎片击中了脑袋。“我想我活不长了！”他欢快地宣布：13天后，他的预言成了事实，死时才27岁。
格伦费尔1888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就读。他7岁就会射击，有空就骑马、钓鱼、打猎。戎马生涯一直是他的梦想，刚满20就在皇家第一重骑兵队谋了一个差使。一战前，他曾驻在印度和南非，在那儿他喜欢上了拳击、追踪野物和猎杀野猪（“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它对我太重要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战争的传言让他着实激动了一把。
你一定会赞同我说的，这是重振帝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雷蒙德［1856—1918，全名约翰·爱德华·雷蒙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毕生致力于爱尔兰自治运动——译注］、印度人、威尔·克鲁克斯、布尔人和斐济南部岛民都特别愿意帮我们打德国人。这有助于强化和平时期对帝国国旗、大英母国、重武装旅和惨淡的红标线等难以捕捉的帝国观念一度衰落的信仰，你不觉得吗？
他于9月20日回国，两周后就随第四军团第三骑兵师渡海去了法国。
格伦费尔从战争中找到了乐趣，也证明了自己作为骑兵一点都不差。在伊普雷战役［一战中三次战役的总称，分别发生在1914年10—11月、1915年4—5月和1917年7—11月，比利时西部与法国交界的小镇伊普雷附近。作为盟军突出部上的战略要地，该镇挡住了德军去往英吉利海峡的通路，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猛烈攻击，几被夷为平地——译注］中，他成功狙击了不少德国士兵。他告诉家人，要想私下狙击敌人得获得指挥官的批准。一次，他悄悄匍匐至“德军战壕”，透过胸墙发现一名德国士兵。“正有说有笑，”格伦费尔记述道，“他的牙金光闪闪，好像就贴着我的准星，我缓缓地扣动了扳机。他咕哝了一声，倒下了。”以后几天，他又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这样的狙击，并因此（再加上预先通知所在部队，躲过了一次偷袭）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在他的猎获物记录簿上，除了鹌鹑以外还有死于他手的德兵人数。
1914年10月15日他写道：“这实在太好玩了；你做梦都想不到能这么有趣。我倒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但经历过这事，也只有叉野猪凑合着能调剂一下，其他事都显无聊透顶。”四天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打响了，在10月24日给母亲的信中，他好像彻底沉醉于其中：“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精神过，也不曾这么高兴过；我太爱打仗了。”他对敌人的态度倒是模棱两可。“一想到死去的战友”，他对德国战俘就有无比的仇恨，禁不住要对被捕的德国军官怒目以对。但一次，有个德国战俘“从我面前走过，他盯住我的脸，继而向我敬了个礼……满脸的自豪、坚定、精明和信心，在他愤怒的时刻显露无遗”，格伦费尔承认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到“羞耻”。他的许多死去的对手不过是“倒霉的德国佬”。1914年11月3日，他记到战争是
最有趣的。我这辈子也没感觉这么好过，这么高兴，这么快意于周围的事物。战争与我迟钝的反应、麻木的神经和狂野的个性是那么地契合。因战斗而来的激动使万物都有了生气，每一片景象、每一句言语和每一个举动都是。
相比起来，下面的话更在点子上，“当你一心想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你会突然非常舍不得他”。这话说完不到六个月，这个兼具贵族气质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死在了自己同类的手上。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17—120；维奥拉·梅内尔，《朱利安·格伦费尔》（伦敦，1918），页12，18—19，22，24—25；尼古拉斯·莫塞莱，《朱利安·格伦费尔的一生和死期1888—1915》（伦敦，1976），页237—238，243，247及260。
很多人都认为，对战友的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一个人去杀害另一个人，前提是只要他认为这种战友关系正在受到威胁。相比较而言，仇恨对提高“战斗力”似乎没有多大助益。优秀的战士杀人时靠的是激情还是冷血？两者都太极端了，似乎不足为训：试图在像格伦费尔这样的人心中激起怨恨的努力最后几近徒劳，而“冷血杀手”又注定罪感缠身。爱和恨都有改变一切的力量，很难收束。去爱你的战友，这样的劝诫效果过于分散，偶尔甚至会连带爱上自己的敌人。仇恨也同样易逝，且实战和在后方不一样，仇恨常会被同情所置换。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2
战 友 情 谊
无论怎么叫——“同志关系”也好，“搭档制度”也罢，甚至“同性爱恋”——关爱和友谊能激发杀敌欲，这已有很多人作评。尽管常常言过其实，我的观点详见《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3章。但在本书研究的历次大战中，士兵都说是对战友的爱给了他们杀敌的勇气。战友情谊对“坚持杀敌”至关重要，许多“前线故事”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至战友间的关爱已成军事、文化史中的滥调。在本书讨论的三次战争跨越的几十年中，“战友间的相互关照是战斗欲望的动因”这一观点一直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所深信。1944年有次调查，问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岛和北非的美国步兵，他们能坚持战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提到领导力和军纪、别无他想、报仇心切、理想主义和自保意识（“不杀人就被人杀”）的人很少，反而（仅次于“早干早完”）战友间的休戚相关、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成了他们的主要动力。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09。对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和北非步兵的调查，1944年4月进行。赫伯特·X。斯皮格尔上尉是名精神病学家，在北非的四次战斗中是随军卫生干事，他反复申说攻击举动是始于“一种正面的力量——爱多过恨”。赫伯特·斯皮格尔，“突尼斯战役中的精神病学观察”，《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0。另见斯皮格尔，“北非某步兵营的精神病状况”，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15。“士兵实际是为彼此而战，”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通过对战机驾驶员的心理研究得出上述结论，且（“既然相当一部分的个人利益已转变为对集体的关切”）伤亡人数即使骤升，只要有这一点，士气仍可能高涨。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另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2及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24。
战士们的言行也表明战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情谊。理查德·富特，“曾经是炮手”，页1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克·马德，“书信集”，1917年10月2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恋栈者”（沃尔多·史密斯教士的假名），《军队布道》（多伦多，1944），页13；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0。正是这种“情谊”让战争变得“可以忍受”，一战炮手理查德·C。富特写道。杰克·W。马德在1917年也告诉妻子，“亲爱的，在这儿我们都是好哥儿们，你没有的东西别人会有……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有多么博爱。”美国大兵艾伦·亨特在杀死了平生第一个越南人后回忆到：“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战友们都来鼓励我。我不再是‘愣头青’了，大家接受了我，因为我证明了自己。我备受鼓舞，这种感觉好极了。”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8。类似的话乔治·赖安也说过，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的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39。越战老兵威廉·F。克兰代尔也表达过对战友复杂的爱——这种爱可以抵消任何暴行。他知道有“正派、勇敢的战友”强奸、杀掠了大群平民，但这些战友同样“值得我为之上刀山、下火海”。他承认自己“花了20年的光阴才排遣了罪感，而这都是因为爱之深”。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