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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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期（1973），页7；J。斯科特，“人类战争的生物基础：一个跨学科问题”，收穆扎弗·谢里夫、卡罗琳·谢里夫（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芝加哥，1969），页131。与早先包含正、负强化的机械操练一样，训练是沃森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基于自上而下条件作用的假定，也与军方权力的纵向分布相一致。1971年以后，B。F。斯金纳的强化与学习理论为军方接受，它要求指认“任务”的组成，并强调训练的核心不应是惩罚，而是奖励。详细描述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30—132。
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应用于训练，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尤其在美国的）军事心理学家中不少人都是支持的。如陆军少校朱尔斯·V。科尔曼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精神分析原理和挫败敌对学说很重要，它可以让浸渍在“尔等不可杀伤”铁律中的士兵“奋起杀敌”。爱国情怀和理想主义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要想训练有效果，就得调动“浮游八垠的进攻欲”，并控制焦虑和罪感。这两条是有关联的，因为焦虑和罪感可以抑制进攻欲，而抑制进攻欲又有助于控制内心的紧张情绪。要保持高涨的士气，就要有精干的领导，将纪律和技术定为训练的目标，向每一名士兵灌输一股傲气，培养其进取心，还要养精蓄锐。杀敌就变得像古代的丧礼，可以通过“暴力易位的神秘欢仪”来欢庆父亲的去世（这里是连长）。科尔曼认为，这种杀戮能满足
人最根深蒂固、最本能的、不为意识所捕捉的奋进的愿望，它来自姗姗学步时的祈望和幻想……敌人成了祭祀品，其归天给群体以极大的满足。在群体支持下，罪感被排除了。战斗成了一种仪式，对训练的腻烦积久成仇，随时都会爆发的紧张经由战斗得到了释放。没有这些挫折感，这个群体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长期军事训练累积的耻辱会滋生仇恨”，而在战斗中，发泄对象就从教官转到了敌人身上。换言之，杀敌成了一种报复的艺术，敌人死得越惨，自己内心的罪感就越轻。陆军朱尔斯·科尔曼少校，“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6卷（1946），页222及224—225。
把精神分析引入军队曾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运动，科尔曼便曾参与其中。另见哈里·特劳斯曼、I。魏兰德，“精神动力原则在军队心理疗法中的用途”，《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1360。尽管有一些进展，但即使在美军，精神分析也从未受宠。作为临床学科，它占用时间太多，对医护人员要求又高，考虑到军队里什么都是转瞬即逝，就不合适了。例见哈里·特劳斯曼、I。魏兰德，“精神动力原则在军队心理疗法中的用途”，《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1360。约翰·T。麦克迪承认，要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习惯杀人的士兵身上，就得“从其他地方挤时间”。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45。精神分析更大的用处在于应付精神崩溃，而不是训练，恰恰是因为尽管激情就在表层下涌动，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表面，而在其后的升华。尽管可为军方省下大笔的抚恤金（有的军事心理学家游说说，既然精神分析可以证明情绪的波动多源自幼年和童年早期，军方就不必作赔），其作用仍很微小。
社会科学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可能被全盘接受。毕竟，有很多士兵是反感的：他们会装病，或篡改试卷，或胡乱作答——尤其是当其内容损及其英雄形象时。部分做法的描述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其他例子见“备忘录：1940年7月—1941年7月”，收伊弗林·沃，《伊弗林·沃日记》（伦敦，1976），页518；澳大利亚心理学会战争日记，“塔斯马尼亚会谈，事关部队服役人员的精神状况”，1945年6月26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2 33/1/1；R。约克、C。约孔，《军队智力测验》（纽约，1920），页10。但社会科学的影响仍很大，在英、美、澳的心理协会，许多不搞军事心理学的人也接受了其很多说法和做法。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专家身份受雇于部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日渐增多，除了驾轻就熟地开展智力测验、人力调配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也努力更正军队原始、含混的战斗语汇，代之以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科学”训练方法。在军队中，“消极作战人员”仍然存在，但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可以把他们调配到更合适的岗位上去。这样，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融入了整个军国体系，全心致力于增强（而非减弱）士兵的进攻欲望。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
单枪匹马独自迎敌——着实让人惊叹，
一人面对半打敌人，或更多；
危险全不放在眼里，因为他有勇气
和才智，以及赢得奥利厄里，女王十字勋章所需的一切。
莉莉·多伊尔，“奥利厄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916莉莉·多伊尔，“奥利厄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收多伊尔，《戎装在身》（伦敦，1916），页23—24。
“我宁愿拿总统职位换取国会荣誉勋章。”
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
1981年2月24日，当美国政府的最高勋章挂到罗伊·贝纳维德兹脖子上的时候，他自豪地忆起了杜鲁门的这句话。他外号“刻薄的墨西哥人”，这位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曾身经百战。他生于1935年，双亲分别是墨西哥人和雅基族印第安人，但他七岁时就死了父母，由得州坎波一个爱国的穷亲戚拉扯大。还是个小伙子时，贝纳维德兹就爱惹事，看二战时的新闻短片和找当地的学龄男童打架，他满是兴趣。他说自己是个“粗鲁、刻薄的小伙”，一身怨气最终导向了部队。开始时在德州国民警卫队，后来到了美国陆军，一路追随偶像、二战中受勋最多的奥迪·墨菲的脚步。因为在朝鲜战功显赫，贝纳维德兹得到了家族的赞许，有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本到空军接受训练。1965年他被派到越南，成为人称“猛虎”的越南第25步兵团的军事顾问。在那儿，他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挑战。和许多美国来的战友不同，要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他不是困难。他自己讲：
我的个头、肤色和长相兼具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特点，与东方人接近，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我一生都在与种族偏见作斗争，没想到现在它们倒帮了我忙。
但他也发现，还是有一些障碍难以逾越。越南共和国军［1955年美国在南越扶持的军队——译注］的一些暴行，比如拷问孕妇和村民，他就不能接受。在目睹了一次拷问后他承认，虽然自己“杀人无数”，“可还是不能忘记那些村民眼中的神色”。但作为军事观察员，他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这是他们（指越南共和军）的国家，他们的战争”。一次巡逻（他的部下“看过太多遍的‘独行侠’［西部广播剧，讲的是印第安人通托和白人牛仔独行侠之间的深厚情意，并帮后者铲除邪恶的奇险经历，后来改编成电视剧，从1949年热播到1957年——译注］，以为要找的是剧中人‘通托’”）他“带队”（也就是走在别人前面几米，检查有无埋伏、陷阱），不幸踩上了地雷，等到了医院才恢复知觉：他的第一次越南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虽受了重伤，但贝纳维德兹不愿就此罢休。他和医生斗（他们说他再也不能站起来），和军方斗（他们想解雇他），和病痛斗（这是最难的），慢慢地能自己走了。接着又获准加入了美国特种部队。就像他争辩的那样，自己是个“战士，做不了文书”。经过一段高强度的训练，他又回到了越南，参与绝密行动，并试图从北越军队获取情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西格玛计划”。
最终使他一举成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日，当时他自告奋勇去救助执行机密任务时被困柬埔寨、后被北越部队包围的战友。在救援过程中，贝纳维德兹身中五弹，弹片分散在身体的六个部位。就在他想去救最后一个同伴时，不幸被北越士兵用枪托击中脑袋。他倒下了去，就在那名北越兵迟疑要不要用刺刀捅他的时候，他用特种部队的小刀返手将那人刺死。虽然身上有伤，他救起了幸存的美国兵，并把战友的尸体抬了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很镇静，想到要销毁秘密文件和电子设备，然后才登上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因为伤势太重，急救人员都以为他已死，把他裹进了运尸袋。一位负责人低身给他拉拉链时，贝纳维德兹做了力所能及的惟一一件事：他使尽全身力气，冲着医生的脸吐了一口唾沫。
作出如此牺牲，且如此英勇，贝纳维德兹被授予了两枚紫心勋章和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后者是美军士兵的次高荣誉。1976年，贝纳维德兹退役，领取全额伤残补贴。五年后，当着他全家43口的面，里根总统把象征美军最高荣誉的奖章——美国荣誉勋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他的事情没有到底结束。三年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他接受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的检查，以判断他是否夸大了伤情，这让他大为吃惊。后来伤残查证属实，他却公开抗议，说自己为此蒙羞，引发了全美的愤慨。各地老兵请他出头。他回忆说：
大多数信是写给我本人的，开头就叫罗伊。他们多把我称作英雄，虽没有直说，却都暗示我是惟一能帮他们的人。很多人都诉说了他们的绝望：对美国荣誉勋章得主政府都能作出这等事，更何况普通退伍士兵呢？
虽不太愿意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敬爱的三军统帅，最后他还是站到了战友一边，开始为退伍军人的权利奔走。一边写自传，一边为位于得州休斯顿的一家“生命保障”组织工作。“我周游全国，到各地与人交谈，”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自由总要付出代价。很多时候这个代价要用血肉来换取。”与和平示威者不同，他总是自豪地把奖牌戴在胸前，以纪念为国征战的“无名英雄”们。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2
再多的奖章也够不上美国的英雄。多数只能把伟业放在心间。每个军人都是“无名英雄”，在每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士兵不论男女，无论怎么被摆布，都会尽其本分、名誉和责任，为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对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忠告：“要是不愿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吧，特种部队欢迎你的加入。”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罗伊·贝纳维德兹的自传暗合了传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刚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顾生命危险做一件大事，以报答养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壮举后被人放进裹尸袋，贝纳维德兹就连光荣的英雄之死也（象征性地）体验了。有关英雄迷思的探讨，见罗伯特·西格尔（编），《找寻英雄》（普林斯顿，1990）。军队急需的就是像贝纳维德兹这样的勇士。部队虽有优良的“施暴”传统，而且自诩无论是谁都可以教训成合格的战士，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培养起来终究要便利些，且更适合冲锋陷阵。在整个20世纪，关于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种族特性向来是重要的标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战斗力视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异，逐渐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群体动力学来培养的。
理想的士兵
现代战事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怎样的人容易成为勇士的固有看法。过去的一些标尺现在看来不免好笑，比如红头发的士兵做杀手最凶猛，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04。又如1962年一份调查所显示，胡子刮得干净和修剪整齐的人适合做军官，而上唇满是胡渣的人则不够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学报》，107卷446期（1961年1月），页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观点：什么年纪越轻、身体越壮，攻击欲就越强等等。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