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1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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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1＇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2＇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2＇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3＇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4＇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4＇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徵、王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6＇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7＇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7＇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8＇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
＇8＇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9＇初，萧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而亲德彝，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9＇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10＇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10＇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11＇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11＇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12＇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12＇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13＇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13＇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14＇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