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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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压着一片乌云，团成一堆翻来滚去，越积越厚；浓墨般的最深处，不时被扯开个口子，闪烁几道隐隐的电光，却没有丝毫雷声。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赛一日的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京城里的人多是有见识的，就像蚂蚁能预知一场风暴的来临，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尤其是进入八月后，人们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镇日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小声地说些什么，每人都一刻不停远近张望，见有生人来，忙拉高嗓门，道几句“这天，真热！”干笑几声四下散去。其实谁都猜得出他们刚才嘀咕些什么：整个京城都已经传了开来，朝廷八月将有大变。不少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连市上的米面都被他们抢购得贵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乡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验证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门大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军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夜里看不清，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很快人们便打听到，这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人马——甘军——奉命进驻了皇城。
消息灵通些的还了解到，这几天直隶总督荣禄一刻也没闲着，一面急令袁世凯回津布防，一面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切断袁军入京的通道。荣禄声称如此调动是因为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凯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这些天其实风平浪静安宁得很，洋人没闹什么事，再说国内倒也算太平——如此调兵遣将，到底为的是什么？
谁也不敢作声，所有人都屏息凝气，战兢兢地偷眼瞄着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压得更低了，几乎碰到了檐角。皇城昔日辉煌的光芒尽失，连红墙也似乎变得有些苍白，像贫血人的脸色一般难看。
其实老成些的早就知道这一天肯定要来。三个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发布的三道谕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
三道谕旨都是重量级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国大地震上几震，何况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等所有职务，“开缺回籍”。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翁一直是光绪的老师，是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而罪名不过是含含糊糊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要知道，这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皇帝大婚太后归政后，十来年未有的事。
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几天后又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兼北洋大臣，统辖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北洋三军。荣禄，正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人。
此外还有些小小的调动，比如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统领健锐营，反正一句话，京畿所有的军队警卫，统统做了一番部署，全部换上了太后的人。
宫里宫外，明白人都已经看出来，老佛爷看皇帝不顺眼，对皇帝不放心了。
回到下达这三道谕旨的四天前——四月二十三日——直到去世光绪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一定能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便是当年大婚也没有这天那么令人期待。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太监一层层将这几句话传出去，直至消逝在宫外无垠的黎明中。光绪的目光随着声浪穿过宫门，远远望去，也不知能看到些什么。他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连忙收回眼神，从一干大臣头顶掠过，停在了殿中的柱子上。这盘龙金柱使他突然记起了三年前甲午战败后的那个屈辱时刻。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独自一人发狂般绕着柱子疾走——殿上所有人都被他呵斥了下去。龙案上摊着那份可怕的《中日马关条约》，立在殿外值房内的各军机枢臣不时遣人来催促：太后和大臣们都等着他签批这份卖国的文件。他已经顶了好几天，就是不签，可那天，四月初八，已经是日本给予签约的最后期限了。他很清楚拒签意味着什么，终于，他重重顿了顿足，走到桌前，捧起玉玺，一咬牙闭着眼盖了下去。脸上早已是泪流满面。
《马关条约》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刚刚几天前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
光绪今年不过二十八岁，血气很旺，他实在做不到如太后那般口口声声忍辱负重，却浑然无事的逍遥。他很想为自己的朝廷、自己的天下做些什么，很想为祖宗挣回面子，使泱泱天朝重新昂立于世界。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改变列祖列宗的过时做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改革，方能跟上世界潮流，方能不再挨打。但光绪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从小到大，他一直生活在太后的阴影里，简直是赤手空拳——所有的权力都在老佛爷手里，帝国完全顺着太后划定的轨道运转，一丝一毫也不得偏离。这年春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鼓起勇气命庆亲王转告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出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忐忑中，庆亲王终于回来传话了：“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他其实不知道太后的真正回答——庆亲王没敢传达：“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多亏庆亲王多方劝解，太后方咬着牙扔下了这句话：“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欣喜万分，不自觉学着宫里太监干活时那样挽起了袖子。一番紧张筹备后，《明定国是》诏终于在今日向天下颁布了。
天色已经大亮，是个晴天，有风，一群白鸽拖着悠扬的哨音从紫禁城上空飞过。光绪，这个当年听到雷声都要躲到翁同龢怀里，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从没有过的欣奋。
《明定国是》诏书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大幕。这场维新对大清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革新规划，大略内容有：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广开言路，提倡臣民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奖励创造发明；编制国家预算，整顿财政。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力行保甲。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以策试代替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设立翻译局；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光绪是维新的主帅，而总设计师是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来自广东南海的汉子到了戊戌年，已是名满天下。随着政局恶化，国势日衰，从1888年起，他通过一次次高倡维新救国的上书，名声迅速传了开来；尤其那次为了拒签《马关条约》，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众，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公车上书”，更是使“康有为”之名传遍神州。之后在继续上书的同时，他和那些高徒，梁启超等人，风尘仆仆奔走呼号，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短短数年，便已成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虽说宫门深似海，但戊戌年前的五次上书，居然也有几封冲破重重关隘，送到了光绪手里。帝师翁同龢十分看重康有为才干，趁热打铁居间联系引荐，终于像古旧小说写的，在戊戌这年，君臣“风云际会”了。
国情危急，君臣都迫不及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读着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看到如此下去“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耸然动容，再坐不住，便欲立刻召康有为面谈。只是碍于成法，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再说也是年末过节，只好强忍几日；好容易等到戊戌大年初三，连民间店铺都没开张，便令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五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据康自己说这次接见其实是一场变法和反变法的论战，而他在论战中占尽了上风。几句话便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忿然拂袖而去；最有名的洋务专家李鸿章也被他辩得双目直视无话可说。翁同龢将此情形报到宫里，光绪大为欣喜，立即下令从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
多年苦心，一条金光闪闪的通天大道终于铺在了康有为面前。
也许是时机真的成熟了，这年四月，翁同龢的死对头，恭亲王奕訢终于一病呜呼了。这位皇叔重臣一死，能牵制光绪的传统势力少不了松上一松。维新事业顿时少了一大阻力。
而且这时的天下，也呈现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惨痛的耻辱和多年的宣传，使维新思潮如一阵飓风，横扫天下，朝野为之大震。各种维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北京、上海、直隶、湖南、广东、广西各省，先后成立的学会学堂报刊达300多所。北京作为飓风中心，更是如痴如狂。罗振玉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自康有为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康自己也说，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门庭若市，“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他轮流于各个会场演讲，当悲痛地说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的危局时，人人为之泣下；当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时，人人拳头紧捏目眦尽裂……
如此看来，天下已是“人思自奋，家议维新”。康有为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偏向了自己，他摩拳擦掌挺起胸膛，准备接过这力挽狂澜的整顿乾坤大业。
这年，他四十周岁。按孔子的说法，正是“不惑”之年。
然而当光绪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参赞新政后，却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反对维新，只是觉得，以康有为担当这个重任可能有些不稳。
在很多人眼里，康有为是个哗众取宠好出风头的家伙。只看他的名字吧：自号长素，明摆着吹嘘自己“长与素王”嘛！素王是谁？千秋万代只有孔子一人！据说他天生狂妄，“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还老着脸皮自称“南海圣人”，老家人可不买账，都叫他“颠康”呢。为门下弟子取号更是将这野心暴露得淋漓尽致：如为陈千秋取号超回，梁启超取号轶赐，居然要超过孔门弟子颜回端木赐，真正是“狂悖滋甚”！
在世代受儒家谦逊退让教育的人看来，康有为这么些年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夤缘素无渊源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并记载了些令康有为难堪的事：如工部尚书潘祖荫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大学士徐桐见其言“嚣张卑蹈”，立将原书掷还；甚至还写到康嫖妓不给钱的劣迹。尽管此书是政变后所写未必全实，但康的忧国之心遭“躁进无品”误解，由此引起当时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却应该是事实。
也有不少人质疑康有为的西学。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纪泽就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学习西学的。他买的这些书，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不过是西学基础，单科入门书。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主办方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奖金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