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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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她解释说，剩下的都是些小事了。最重要的是有墙壁和房顶，其余的都是小事一段。新郎新娘可以不必担心，邻居、远近亲戚会把一切都替他们安排停当。大家为他们筹款，把房子盖完，备齐家具以及新人建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农庄主席坐上座。他有65岁上下，长得很胖，头发斑白，老成持重。不管老少，他都叫得出名字，同时，也愿意大家很随便地称呼他“米哈科”。
席间提调人①在最先劝的几杯酒中。有一杯是为客人们——未来的红军指挥员干杯，“他们荣幸地保卫苏维埃政权给予我们的一切，使其免遭敌人的暗算。我们祝愿他们身体健康、成绩卓著，愿他们永远不要拿起枪，愿我们祖国的天空永远是和平的天空……”
【 ①此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一带少数民族的风俗，即参加酒宴者公推一人为大家劝酒，称作席间提调人。——译者】
全体起立，高举酒杯。
这时，有人递给提调人一只很大的、镶银边儿的高加索野山羊角，一下倒进去两瓶酒。
提调人把山羊角庄重地高高举起，经过两个人的传递，送到斯塔尼斯拉夫手中。
斯塔尼斯拉夫窘住了：“我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或者一饮而尽，或者放在桌上。”
“这怎么能放在桌子上啊？”
全场哄堂大笑。
13岁的小妹妹梅季科眼睛紧盯着科泰。哥哥身边坐着一个名叫瓦尔多的姑娘。不知为什么，他除了这个瓦尔多以外，谁也看不见。这使梅季科很不高兴。
斯塔尼斯拉夫发现，梅季科十分伤心。她请科泰吃一块热气腾腾的馅饼，竭力要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个姑娘身上引开，可是哥哥心不在焉地说了声谢谢，便又把脸转向瓦尔多了。梅季科咬着餐巾，哭了起来，跑开了……
“你知道旁边这个姑娘是谁吗？” 斯塔尼斯拉夫问维罗尼卡。
“他上中学时的女朋友，现在在第比利斯学医。漂亮吗？顺便告诉你，科泰通知我，毕业以后，就在这个村子里将要有一次盛大的活动。你就等着邀请吧。瓦尔多已经同意和他结婚了。”
“唉呀呀，这个情报是不是只让少数人知道？你们以为会放我们走？”
“我希望这样。”
现在，科泰在飞机上想些什么？他在回忆什么？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盖上，双脚分开。他的姿势有点儿象一个刚刚从田里干活回来、坐下休息几分钟的农民。他用铅笔刀削一根棍儿，把木屑仔细地、一片一片地放到一起。他是不是在回忆自己的家和始终未能成婚的瓦尔多？
科泰生性不习惯于久等。他不时地看看手表，看着驾驶员：快到了吧？飞机在云层里穿行，测高计标明高度为1500米。谁也不知道着陆区的天气如何。
坎杰拉基心里对驾驶员越来越不满意了。他好象是个哑巴，话也不说一句，连点儿笑容也没有。甚至当他把一罐格瓦斯放到他面前时，他也没露出一丝笑容。
“对我来说，他是我对祖国大地的最后回忆啊……飞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块领土。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互相称呼早已经习惯了的姓名。再过一两个小时，维罗尼卡就变成伊斯科拉，斯塔尼斯拉夫成了彼得，姆纳查卡尼扬改名为谢尔盖，而他，坎杰拉基，则改叫乔治。新的生活将比在原先那个游击队里复杂得多。法西斯匪徒正在进行大规模扫荡。他们就是想让别尔哥罗德地区绝对安全可靠。有一支部队专门用来对付游击队。驾驶员同志，你能不能带点儿人情味来为我们送行呢？说句话，要么就笑一笑。否则，以后我一想起你那副阴郁的面孔，就一点儿情绪也没有了。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好摆架子。驾驶员想向大家显示，他有多么了不起，他自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斯塔尼斯拉夫好象根本没有发现这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善于工作，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瞧，他走到驾驶员面前，俯下身，在他耳边问了些什么。驾驶员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斯塔尼斯拉夫‘翻译’道：‘到该跳伞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的。’就这么一句话。诸位，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分，别打扰人家这个大忙人的工作。赫里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老师会这样描述这位飞行员的性格的：‘反应较慢，尽守职责，不善交际，最适于当电车售票员。’可是，他却当上了飞行员。算了，别去管他了！我又没和他一起给孩子做过洗礼①！说真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不可能给孩子做什么洗礼。瓦尔多怎么样？我亲爱的瓦尔多怎么样？她身体好吧？是不是一切都顺利？她是不是相信我一定会回来？…她要是长得不那么美，我也许会安心些。你胡想些什么？假如她是另一种人，难道我会爱上她吗？…”
【 ①俗语，意即毫无关系，毫无瓜葛。——译者】
这时，驾驶员喊道：“接近着陆点，准备跳伞！”
现在是５时17分。飞机向一条蔚蓝色的走廊飞去，这条走廊把两片巨大浓密的云块分割开来。测高计的指针下滑到“1，200”，没停多久（飞机来了一个急转弯），又急剧下降到“６００”。
两个包着铁皮的箱子先下去了。第一个跳下去的是潘捷列耶夫，随后斯特伦佐娃也跳下去了。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是姆纳查卡尼扬。
沙根看见，在他的下面张开了３个降落伞。他强迫自己不数到10，而数到15才拉开了开伞环儿。他觉得自己刹那间好象停在半空中。气流托着他向上，在第一次跳伞时，他已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了。
早晨，没有风，降落伞一点儿也不打转。大地缓缓地逐渐接近。她是那样的宁静、葱绿、美好。沙根尽量不去想如何着陆，尽量忘掉那只发肿的脚。他清楚地看到，潘捷列耶夫已经在收伞，他的动作迅速，但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斯特伦佐娃和坎杰拉基眼看也要着陆了。在离这里不远的树林里有自己人。这些素不相识的朋友一定在注视他，保护他。游击队派人来接应他们。一切都会很顺利，很顺利。预感不会欺骗他的。
周围是多么美好，多么宁静，多么安详啊！谁说正在打仗，谁说人们在互相残杀、城镇遭到摧毁……大自然是无所不能的啊；战士们保卫着祖国的上地，也保卫着大自然，保卫着每一棵小草，每一株小树，每一条小溪，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捍卫这一切。让他们永远欢乐，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善良。
战争结束以后，我一定再来旧地重游。也许带着儿子，也许带着女儿来．我一定要教他们热爱这色调和谐、美妙无比的大自然，对他们说……
……
自动步枪的几梭子弹从小树林扫射过来。
姆纳查卡尼扬刚刚来得及想：“怎么？这是干什么？”他感到从地面上传来的枪声古怪而又荒唐。“别的同志怎样了？别的同志怎样了？别……”
姆纳查卡尼扬降落到地上时，已经完全不省人事，只听到忽高忽低的狗叫声。
潘捷列耶夫大声喊道：“往树林跑，快！科泰，你掩护她！”他扑到姆纳查卡尼扬的跟前。
姆纳查卡尼扬仰面朝天躺着，雪自的降落伞象殓衣似地盖在他的身上。
斯塔尼斯拉夫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沙根的胸脯上……沙根的胸上涸出了一片鲜红的血。
哭泣吧，爱卡努什·姆纳查卡尼扬，你哭泣吧！你再也没有儿子了。不要以为这是发阵亡通知书的文书弄错了吧，不要再织厚毛袜了吧。在一听到有人敲门便心惊肉跳的习惯没消逝以前，你还要织多个只？１只？10只？15只？你的丈夫受不住这悲痛的打击，留下你一个人，孤苦伶灯。哭泣吧，爱卡努什·姆纳查卡尼扬！让亚美尼亚的壮丽山河、天空、和风、花园同你一起哭泣吧。你在烈士开始学起步的村庄引了一股“沙根泉”。让泉水永世长流吧！
游击队员比带警犬的宪兵队早到了一会儿。他们在同敌人交火中虽然牺牲了两个人，可是却使空降的同志们转移到了树林深处。
第二章 深交
我16岁那年，有一位从乌兹别克来的客人到捷列扎村找我们农庄主席。他俩是在索契交上朋友的。
这位客人名叫阿隆·莫依谢耶维奇，是个革命前入党的记者，在州里的一家报馆工作。他不管谈什么，总是从地震开始，以地震结束。这场地震是他不久前经历过的。
有一次，他在街上碰到我，便抓住我的手，讲了起来：“我给您讲个故事，我给您讲个故事，您不会相信我的，正好象我自己本来也不会相信一样。我们报社来了一个白胡子老人。在东方叫做美髯公。他抱怨说执委会不接待他。他从村里来找执委会，说蛇出洞了，可能要遭灾，他指的是地震。可是，执委会里的人对他说：‘老爷爷，您就放心回家吧，我们有地震站，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发生在哪里，它们都会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他说：‘我们不懂得那些玩意儿。我正经地告诉你们，蛇出洞了，一伙一群地，飞快地跑。你懂吗，飞快地跑。应该登报，让大伙都知道要出事。我怎么，难道我到这儿来是故意要把你们这些大人的脑袋搞糊涂？你们看我多大年纪啦！你们的头头儿在那儿？’我们社长开了个会，答应老人把一切情况都转告给总编辑。白髯公得了这个话儿，便放心地回家了……可是，谁也没把情况告诉总编辑。您瞧瞧，发生了什么事喽…其实，就是告诉了，事情会有什么两样？现在请您告诉我，我也许见识少，请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动物能感觉到地震，而人这种最高级的动物却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预感都没有？您瞧，他们还说有地震站哩！我告诉您他们那个地震站还剩下了什么吧。和我一起乘车的有个受了伤的人，就是他告诉我地震站还剩下了什么。永别了，上帝，这就是地震站剩下的东西。您以为，我们真的象自己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聪明绝顶吗？”
阿隆·莫依谢耶维奇说，邻居的一只狼狗夜里哀嚎着爬进主人的屋子。它抱歉似地爬进来，望着主人，尾巴一动不动。主人赶它出去，它突然奔到小孩床边，咬住熟睡的婴儿的衣服，跑出房子。所有在屋里的人都跑出来追狗。他们看见，狗停在街心公园，把孩子小心翼翼地放在草坪上，十分抱歉似地摇起尾巴来。主人心里想，狗一定是疯了。他害伯了，决定把狗杀死，免得它再惹别的祸，再咬别人。他去给民警局打电话，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大地摇晃起来，电线杆子活象倒置的钟摆那样晃动不停，他们刚刚呆过的那栋房子，就好象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下沉，倒塌了。只见灰尘犹如一根柱子在房子倒塌的地方升了起来。
“年轻人，您大概以为，我阿隆·莫依谢耶准奇在吹牛皮。说老实话，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是吹牛，让我马上就陷到地下去……”
阿隆忽然收住口，朝四下里望了望，似乎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他那脱口而出的可怕咒语。
从前，我的确以为这个老头在吹牛。想找个人拉拉话，于是编出这么一篇鬼话来。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可改变了想法。我渐渐地相信起狗的嗅觉了，而且更相信人的预感。
深夜，卢克来敲我的门，不好意思地问我是不是有安眠药。
“鬼晓得我这是怎么了。睡不着。总是挂念父亲。”
我指了指白兰地，他皱起了眉头。
“不，不，谢谢。最好给我点儿安眠药。”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安眠药。”
“怎么，你不吃安眠药也能睡得着？” 卢克惊讶地看着我说。
这是两天前的事。今天，恩斯特伯父拍来了电报。是发给乌利里赫的。让我转交给他。
乌利里赫看了电报，两眼瞪着我，却好象根本没看见似的。他把电报递给我。伯父写道，乌利里赫的父亲在空袭时被炸死了，安内玛丽安然无恙。“我相信，亲爱的乌利里赫，你会象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对待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我知道要出事了，”卢克悲痛欲绝地说。“你也许要说，我怎么会早就知道了？”乌利里赫便咽着，对自己无限悔恨。“我预感到要出事，却没想办法防止。”后来。他镇静下来，擦了把脸，喃喃地说：“对不起……应该给妹妹回一封电报。”
乌利里赫用了好长时间，颇费踌躇地草拟电文。他从背后看我写些什么。后来，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卢克醉酒。他可怜安内玛丽，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