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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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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没什么了……在报告里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假如潘捷列耶夫猜到,我这一趟旅行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就不会羡慕我了。他如果现在处在我的地位上,一定会用自己清醒而又重实务的脑袋,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千百种解释,千百种使自己满意的解释。

  斯塔尼斯拉夫和维罗尼卡他们那里怎么样?他离校了吗?如果已经离校,到什么地方去了?维罗尼卡呢?“你不知道,没有你我是多么痛苦。亲爱的,我是怎样地等待着你啊!”

  那时,我以为会分别很久。我对把任务交给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侦察员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这项任务。

  维罗尼卡象想念一位英雄那样想念着我……当然,如果想的话……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英俊少年斯塔尼斯拉夫呢!他当然不会对她隐瞒自己的感情。我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她的确说过“我等着你……”

  可是,离别时都是这样讲呀!我还不了解维罗尼卡,她对我也并不十分了解。假如她知道我日夜都干些什么,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的。

  可是,我十分想念维罗尼卡。而且想得越来越厉害。就在这样的深夜里,当窗外的那棵老榆树静悠悠地摇晃着,用枝条驱赶着睡意的时候,思念尤深。报务学校的女教师教女孩子们如何建立远距离通讯联系……一部机子在这里,另一部在那里,人们远隔千里,却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无线电,无线电……我如果能有一部只有一个波段的小收报机,该有多好啊……这些无线电波充满整个世界,它们无所不在。比如这里,在床和书架之间,天花板下面的空间,在窗户里,只是要捉住它们才行。

  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人,甚至可以传给在隔壁房间里的人。这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内也存在着某种微型发报机和微型收报机。这是不是说,在我们人体内深藏着某种尚未发育的能力——调谐并接受别人发出的波的能力?

  无线电教师斯特伦佐娃同志,我多么想学会接受你的波啊。没有你们的消息,我愁闷极了。我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身体健康,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常常去游泳池,游到跳伞塔,习惯地蹬上去,勇敢地往下跳。听说,你们要学跳伞。请千万要小心、谨慎、仔细。请相信,我多么愿意能和你们呆上一天,哪怕一小时;多么愿意和老朋友见见面啊。分别以后才慢慢懂得,斯塔尼斯拉夫、科泰和沙根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他们离得很远吗?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幻觉?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波压住了我的思想和回忆,驱散了朦胧的睡意,把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传到我的房间。作家托马斯·曼的讲话自远方传来。我侧耳倾听,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德国人民将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收音机里说,“但是,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我把声音调得低些,“他最终将会懂得,在这世界上他不能占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世界已被黑暗和恐怖所笼罩。不过,那时已经为时己晚。不要自寻灭亡!打倒欧洲的刽子手国社党徒!我知道,如果我大声疾呼:‘和平!和平与自由!’,那么,我也同样表达了德国人民最深切、最热烈的愿望。德国人民,拯救自己吧!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不要再俯首贴耳了,不要再效忠于暴君了,他只关心自己,并不考虑你们。当今世界绝不会同意、也不会容忍使人类感到恐惧的‘新秩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继续顺从并且信任暴君,从而把你们带来的灾难再增加十倍,但是,这场灾难最终也将是你们自己的灾难。”

  我一面听着伟大作家的讲话,一面问自己,这席话能使很多人动心吗?能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反响吗?

  报纸报道柏林的共产党组织被破获以及它的领导成员就捕的消息。抵抗运动力量分散了。全国上下在胜利的进行曲中如醉如痴。诚实的德国人却被投入监牢。

  沙文主义的气氛笼罩着全国。

  一大早,街上的铜管乐队便敲打起来。昨天晚上举行的庆典今天还在继续进行。饱食终日、志得意满的慕尼黑在欢送士兵开拔。一句熟悉的话不时地闯进窗门:“上帝,惩罚英国!”这句古老的德国格言,现在听起来却象一个国民口号。

  我必须得学会等待。

  我懂得,英雄本色不是在一切顺利、而是在逆风千里的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侦察员也是如此。也许,有人想更好地了解我?也想让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老天啊!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推断。人家干吗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呢?“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神气起来!”这些我自己劝慰自己的话,早已失去作用。的确,我也有过另一种想法;会不会是在保护我,以备日后更需要时再用。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呀?可是,这个想法我也觉得不够真实。首先,我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不会那么珍视我;其次,假如真的在保护我,那也会想方设法采取一些措施,哪怕传上两句话,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往我脑袋里钻。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花大姐,被两个坐在后排常得两分的学生在课堂上玩弄着:我跑到课桌边上,碰到一根尺子,转回来,还是碰上尺子,可是飞又飞不起来。

  乌利里赫·卢克有一副号手模样的宽脸庞。好象他在很久以前吹号时,为了拔高音而使足全身力气,可是却忽然呆住了……从此便成了这副模样。如果从后侧方看他,那你绝不会看到颧骨挡住的面颊。他红光满面,这正是每个巴伐利亚人感到骄傲的,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健康和美貌的标志。

  他对我渐渐地不那么警觉了。在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始终感到这一点。乌利里赫常常同我和安内玛丽在一道。他喜欢自己的妹妹,对她十分依恋。我们3人一起去看卡尔辛坎剧团演出的半裸体哑剧。安内玛丽说,我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她认为这是她个人的成就。过了几天,卢克邀请我去参观画展。他很随便地说,这些画是××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地拿来做短期展出的。大厅里有3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是工作人员,他们的目光冷漠、呆板,不论谁走近作品,用手摸它,或者索性把它拿走,他们好象都无所谓……

  这里有几幅戈雅①的油画,画的是老工匠;还有提香②为几个加冕帝王画的肖像画,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闷闷不乐的;还有布莱盖尔③的一幅画,好象是从维也纳画廊拿来的,叫做《巴比伦之塔》。我根本没听说过这幅画,这使安内玛丽大为吃惊。卢克竭力利用这个机会,给我提供“思考的材料”。

  【 ①戈雅(1746—1828年),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译者】

  【 ②提香(1490—1576年),意大利画家。——译者】

  【 ③布莱盖尔,荷兰画家。——译者】

  “弗朗茨,你看,走近点儿。你看这些人,这些机械装置,是不是有点象我们现在的起重机?你看,这座塔高耸入云,它是多么高大、壮观。人们在尽心尽意地工作:他们的神态各不相同,好象蚂蚁一般,天生就知道要干活,而且努力完成它,虽然他们知道绝不会因此而受到表扬,也不会为他们受勋……上面命令这些人造塔,于是他们便从四面八方集拢起来,把塔造好。可是你看……这副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相信,这座塔注定是要倒塌的。每个人都在干活,各干各的。可是塔却逐渐倾斜起来。你往这儿看,懂了吗?”

  参观的人开始注意我们。人们把乌利里赫当成了讲解员。

  为了避免误会,他往后退了一步,继续小声讲道:“你看见没有,塔从这儿开始倾斜起来。这座塔还要造许久,人们还要流许多汗,但却是为了这座塔迟早要倒掉。它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一些语言不通、又互不理解的人们在造塔。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再看一会儿。”

  “我们是往下看。还是等他?”安内玛丽没有听乌利里赫讲。对她来说,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她在看旁边的几幅画,同时仔细端详一位干瘦的太太。这位太太穿着一件墨西哥式斗篷,上面缀着五颜六色的小金属片。安内玛丽掀了掀鼻子,表示对这种服饰颇不以为然,便不紧不慢地跟在哥哥后面走开了。

  我想独处一会儿,想想卢克刚刚说过的话。

  他们深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目标,不同民族的目标是不会相互吻合的,不管他们怎样合作都注定要失败.他们无泳互相理解……从无数历史事实和当代生活的事实中,他们只挑选出符合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那些事实,其余的则不愿承认。他们了解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吗?了解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力吗?

  安内玛丽把我叫了过去,她不能把自己的看法长时间地闷在心里不说,不能不吸引着某个人的注意,否则就无法生活…她站在《维纳斯和海豚》这幅画的画稿旁边问我:“你知道阿芙洛迪特①是怎么出生的吗?”然后,她便十分详细地给我讲了这个神话故事。

  【 ①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

  我在慕尼黑最初买的几样东西中有一样是电唱机。伯父给了我300马克“先用着”。

  我不能说我是真心实意地拿了这笔钱,可是,后来我想:如果一切正常,我是会过日子的。我生活十分俭朴。买电唱机是安内玛丽给我出的主意。

  “你不了解我们的现代音乐。70马克,钱并不算多。要是我,那就毫不犹豫地买一架。”

  她帮我挑选唱片。起初,家里的习惯还没忘,我总是想给留声机上弦。可是电唱机不用我帮忙,而且还有一个灵巧的装置,唱片一唱完,唱针便跳一下,唱机就会自动停转。

  安内玛丽送给我一件礼物。

  “这是一首苏格兰的叙事曲。路易丝·休特勒唱的。她是我们这里刚刚升起的一个歌星。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安内玛丽从编织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唱片,走到电唱机跟前。

  体特勒的声音低沉悦耳;胸部共鸣很强,有些象奥布霍娃的声音。她唱的是叙事曲《黑色的长斗篷》:

  10天以前,寒风凛冽,夜如泼墨。

  有人被害,众人皆云,凶手是我。

  法官审问:“漆黑之夜,你在哪里?

  说出来吧,可免一死。”

  我默默不语:

  那天夜里,我和情人,相偎相依;

  我那情人,好友之妻。

  情人走来,沿着山岗;黑色斗篷,披在身上。

  她来看我,如何归天。

  有谁看见?

  有谁听见?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绞架高高,长眠在即.

  情人默立,人群之中;不动声色,呆然顾我;

  在她眼里,并无半滴,怜惜之泪;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喜欢这首歌吗?”安内玛丽问。

  “也许喜欢吧。”

  “你对那个穿黑色长斗篷的女人有什么想法?”

  “她要是不这样做…就没有这首叙事曲了,也就平淡无奇了。”

  “对,他实在太爱她了。当非常爱的时候,可以饶恕一切。”

  我又放了一遍唱片。

  当唱片唱完后,安内玛丽顽皮地挑逗式地膘了我一眼:“教师先生对我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请讲,我非常想知道。”

  “我想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很喜欢您…非常喜欢。”

  “请您再说一遍,这是多么好啊!”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不要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似的,好象你听到这些话说得十分突然…”

  “我秘密告诉你,女人是非常高兴听到这种话的。”

  安内玛丽走到我面前,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从下往上看了一遍,突然把耳朵紧紧贴在我的胸前。

  我还从来满有这么空闲过。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用这些时间做什么。

  读书,读不下去。去看前线新闻简报,我觉得所有的影片都千篇一律。

  我还常常去英国公园。在林荫路上,总是有一群棋迷。其中有一个优秀的选手。他有25-26岁,双目失明。他下棋是赌钱的。他十分慷慨地让棋子,对有些人让马,对有些人让堡垒。在他的桌旁总是围着一大群人。我已经知道。他原先是一位化学家,在做试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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