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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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签订。］签订之后，德、日两国关系极其密切。他肯定会请侄子来，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可是侄子住在俄国，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桩未必能实现得了的事。
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要说出好主意，谁能比得上老朋友亚历山大·阿申巴赫上校？在上一次战争中，他们始终并肩战斗。
坦年鲍姆听老朋友们说，和波兰开战后不久，阿申巴赫便调到国家保卫局工作了。退休少校心里只是影影绰绰感觉到，他为什么住在慕尼黑，每月却有二、三次飞往柏林。他认为这同那个在慕尼黑城郊新成立的机关有关。这个机关很少有人知道。据他猜测，里面正在研究战争的心理学问题。他每每想到亚历山大·阿申巴赫，便经常在心中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妨碍他晋升为上校，为什么命运对他如此苛刻？
在退休前的６年里，坦年鲍姆一直在训练班教授筑垒学这门课程。不能高升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他在自己周围也筑起了一座无形的碉堡，透过小小的枪限儿去观察周围发生的变化？还是因为他实在太笃情，完全被家庭和伊丽莎吞噬了，他如今不再象以前那样向往高升了。流年如水，有些人受到垂青，得到提拔，荣膺嘉奖，这都是些表白自己效忠于希特勒，而且叫得比别人都响的人。这些人才不出众，也不甚动脑，但对于在这种时代里爬上什么位子为好，靠什么才能平步青云却特别精通。
可是坦年鲍姆的莫逆之交阿申巴赫，虽然也是官到上校，但却是个真正的精力充沛的超群之材。他从双亲——夫妻都有公爵的爵号──那里不仅继承了可观的家资，而且主要继承了精神财富：他的祖上有哲学家、诗人，也有军人。阿申巴赫的儿子于尔根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少尉衔。
坦年鲍姆想：“阿申巴赫对所有的事态都了如指掌。除了他，谁也不能给我出更好的主意。”
他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那套最好的深蓝色西装，这是妻子在他退休那天送的礼物，便到阿申巴赫家里去了。主人亲切而又随便地接待了他，十分同情地听他讲完之后，心里想：“瞧，无儿无女地生活了那么久，现在人的天性起了作用。就连失去小鸡的一名母鸡也要找只小猫崽子来抚养…’
（阿申巴赫本人是德国“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这种主张的忠实信徒，他有一男一女——为了不使民族断后，必须有两个孩子，少了不行，多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养育一个孩子并非易事）。他胡想些什么呀？出什么主意才不致让他伤心呢？也许，他弟弟或者侄子会对我有用处？这个想法需要好好掂量掂量……”
上校要求容他考虑几天。后来，他打电话给坦年鲍姆，对他说，他询问过的人认为，苏联公民到德国来将会证明，德国在签订反共协定之后仍然对苏联怀有诚意。上校还对应该如何在捷列扎村写信出了些主意。
过了一个月，有了回音。弟弟马克斯描述了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说肾脏一直不太好，还代远亲们向他问好，并逐一介绍了他们都干什么工作。至于自己的儿子，他说他在一所中学里教德文，还没成家，主要是因为社会工作太多──在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少校费了半天脑筋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文为缩写字。——译者］）、在团区委、在业余文艺队都有许多事要做。
在下一封信里；少校给侄子寄去了邀请书，并且说明在德国方面看来不会有障碍，他希望苏联方面也不会有障碍。他还请弟弟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再讲得详细些。在这样小的组织里，如何能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什么是“不为自己，而为全村”工作的动力，他对这些确实极感兴趣。
恩斯特在信的末尾还写道，他的年纪已经不小（随即又补充说，身体还很结实。可别让侄子以为，请他来是为了伺候病人），他想考虑考虑那笔不算很大但相当可观的遗产的命运了。这并不是一种暗示，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六旬，又不愿把自己多年积蓄挥霍殆尽的人发自内心的筹思。
马克斯·坦年鲍姆是思格斯集体农庄的生产队长、果园专家。
当邮递员驾着摩托车开进果园，郑重其事地把一封信交给他的时候，他惊奇极了。在用薄纸做的十分整洁的信封上，贴着一张玫瑰色的邮票。
“我的天哪，希特勒，这是希特勒呀！谁会想到我收到一封贴这种邮票的信呢？” 马克斯说着，不知为什么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乳峰高耸、筋骨结实、腿脚利落的女庄员们仍在继续摘水果，好象根本没发现邮递员来过。
多年不见象今年这样的好收成了。这一年什么都好：粮食丰收，水果丰收；男孩子也生得多。光一个原先的移民村现在叫恩格斯集体庄），从开年算起，就生了28个男孩子，只生了９个女孩子。穆勒老爷爷是农庄第一个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他回忆说，只有一年出生过这么多男孩子，那就是1913年。后来就开战了。生这么多男孩子，这不是好兆头。
马克斯一面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拆信，一面想起了穆勒老爷爷的预言，心里说：这是老头子在瞎想，暗想。一年前倒还可以担心打仗，可现在，还能和谁打呀！日本人龟缩到远东去了——受到的反击足够它记住一段时间的；和德国人签订了协定，可以去做客，也可以请客。让他们从符腾堡老家来吧，从萨克森、普鲁士、西里西亚，从远亲和近亲们需住的一切地方都来做客吧。让他们感到惊讶吧，看看德国人在集体事业中可以创造出些什么来。这些人当然很难理解集体农庄——首先应该改变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这需要许多精力和时间。可是，如果他们哪怕看上一次这些新建筑，这些5间和6间一套的新住宅、俱乐部、医院、商店，还有最主要的——如果他们看到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不久前迁进三层新楼房的学校……坦年鲍姆越想越入神了。
他一眼便认出哥哥那端正、整齐的笔体。
他慢慢地读完信，心里想：“真可怜，真可怜不幸的恩斯特。瞧，人到晚年，无儿无女，生活就是这种滋味啊。”
坎达林采夫卷弄着褐色的小胡子，看着来客。坦年的鲍姆没有立刻谈正题，这是日耳曼人多年来从阿塞拜疆人那里学来的习惯。不管事情有多么重要，多么紧急，来客不能马上谈。你去拜访的人不是有“伙伴”（这里对妻子的习惯称呼）、有孩子吗？那怎么不问问他们的贵体如何，感觉怎样呢？不过，这里面也有学问。在这里，张口先询问内人的安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应该最后问这些，而且不能表示特别有兴趣，不然，谁晓得人家会怎样理解，你为什么对别人的妻室那么感兴趣？
坎达林采夫祖上有鞑靼人的血统。这从他的姓和那双略窄的眼睛便可以看出。但是，他不怎么喜欢“东方式的客套”，这一套占去了他这个大忙人的许多时间，迫使他机械地回答所有问题。从早到晚，这些问题使他厌烦透了。
“您瞧瞧，连日耳曼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好象很爱惜时间似的。您看，他从哪里开始兜圈子……不管怎么说，地域环境，这还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坎达林采夫想道，同时又立刻想起那张夹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里的书签，还想起明天他要到一个很远的集体农庄去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他还没来得及好好准备，恐怕他也来不及了，因为晚上10点钟有个会，12点整还要到上边开第二个会。夜里开会是常事。会后还得耽搁一下。
“坦年鲍姆同志，有什么事吗？”
“坎达林采夫同志，您瞧是这么回事。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从德国寄来的。我想，我应该向您报告。第二封又来了。”坦年鲍姆把一封贴着玫瑰色邮票的信放在坎达林采夫的办公桌上。
坎达林采夫十分感兴趣地端详着这张邮票。
“晤，哥哥说什么呀？”
“您瞧，是这么回事。我哥哥是个独身，他请…他写道，想让我的儿子弗朗茨去做客，在他那儿住些日子。”
“时间长吗？
“难说，一句话。叫他去。”
“您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给您出主意：去还是不去？”
“应该商量一下。”
“您向别人提起过这封信吗？”
“没有。应该先决定下来，再说不迟。”
“那好，您说吧，我听您讲，” 坎达林采夫怀着某种特别的兴趣说道。
“一方面，弗朗茨当然愿意去一趟。不管怎么说，那是亲戚。另一方面－－好端端的一个教师，好端端的一个人——您知道他不是个懒虫，不是白吃饭的——干吗要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到法西斯那里去……一句话，怎么答复哥哥才好？”
“既然您来同我商量，还把信带来了，那我就考虑一下。请告诉我，据我理解，您哥哥一次也没见过自己的侄子？您没给他穿过弗朗茨的照片吗？”
“没有，没有过。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祝您一切顺利。关于信的事，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过了几天，坎达林采夫把马克斯·坦年鲍姆请了来。他一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主人身边坐着一个人，腰扎咯吱作响的皮带。那人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坦年鲍姆，好象心里在估量，在他面时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信任他。
“坦年鲍姆同志，我们希望象同共产党员那样同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相信您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向任何人谈起您今天所听到的话。不对任何人说，即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坦年鲍姆同志，如果您自己不对我们说，不想让儿子到德国去，到您哥哥那里去做客，也许今天就不用谈了，”坎达林采夫插了进来。“我们请您为咱们的共同事业出一把力。需要时间考虑，我们并不急着要您答复。事情是这样。”
穿军装的人把手背到身后，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好象要把屋里的人同全世界隔开似的。
“假如以您儿子的名义，让我们的一个人到恩斯特·坦年鲍姆那儿去，您看怎么样？您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有几个移民同自己的亲戚有书信来往……他们会知道弗朗茨哪儿也没去。”
“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请您那个加入了共青团的儿子到另一个城市去。那里会给他房子和工作。您看怎么样……他会同意吗？”
马克斯·坦年鲍姆对事情会发生这种变化没有思想准备，他是一个不习惯于仓促行事的人，他杂乱无章地、困难地思索着。他心里想，顶儿子的名派另一个人去，会不会给哥哥招来什么灾祸，他可不愿意这样。此外，这样一来，好象是他欺骗了哥哥。哥哥原来指望侄子来，自己的骨肉至亲来……他十分清楚地写道，他已经开始在考虑把遗产交给谁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如果他说‘同意”，结果会怎样？那不是违心吗？如果说‘不同意’，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想在那边，甚至有责任在那边安插自己的人。您想想看，德国已经吞并了波兰，正向苏联边界逼近。法西斯什么事那做得出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对付一切事变。”
“老实说，我在考虑，如果事情被揭穿了的话，是不是会给哥哥惹什么麻烦，那边的人也不蠢呀！”
“我们向您保证，首先，一切都会考虑得十分周到，做得十分周到。即使发生不测，恩斯特·坦年鲍姆也很容易说明他与此事无关……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自己的侄子呀！您的哥哥没有任何危险。”
过了两天，坦年鲍姆问坎达林采夫：“是我和儿子谈好，还是你们自己谈？”
“我们谈比较好。我们想，他会理解的。他要是喜欢上新地方，您可以经常去看他……不过，我再一次请求您，坦年鲍姆同志，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在离捷列扎村很远的一座城市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这个佩斯科夫斯基多大了？
“22，上校同志。”
“请准确一些，２１岁零几个月？”
“２个半月。
“您想派这个年轻人去？您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上，会怎样对待这种推荐呢？”盖上校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身体悄悄向前倾，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脸，等着回答。“请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人，那边可能会怎么看他。”他用食指指了指天花板。
“在选上他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