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的子孙 作者:张贤亮-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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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草滩，这色彩，这水声，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它们仿佛蕴含着一种神秘的、来自那遥远年代的力量，勾引起了他童年时的种种印象。他好像又置身在一群放驴的娃娃中间，和他们交手打仗。三月的河面，弥漫着淡淡的白雾。潮湿的、褐色的沙滩，像刚出笼的蒸糕一样，冉冉地冒着水气。被春汛冲垮的河岸边，裸露出粗大的、虬结成团的乳白色的苇根。苇根是他们放驴娃娃的上等点心，有股甜丝丝的香气，使空气中也充溢着这种甜丝丝的味道。草长出来了，“爬地虎”抽出了专扎脚心的尖利的小叶子。他们精着尻子骑在驴背上，光脊梁上穿着用手纺的生羊毛织成的褐衣，满头热汗，扭在一起，常常把生羊毛织的褐衣扯得跟麻袋一样，领口挂在肩膀上，袖子耷拉到脚面。“正月的女人二月的猫，三月的毛驴满滩嚎。”这正是毛驴撒欢的季节，河滩上打驴仗，再舒畅也没有了。
我在高高山，
你在低低山。
我吃羊肉面，
你吃驴粪蛋。
……
一方打败了，两方又合起来，把毛驴儿往滩上一轰，每个娃娃都掏出别在腰上的柳木棒棒，在沙岸上刨个小坑，玩起打柳拐子来，他是打柳拐子的能手，用柳木棒棒朝支在坑边的拐子头上猛地一敲，拐子会飞得和南来的大雁一般高，一股娃娃四处去找都找不到。
提起大雁，原先河滩上的大雁可多啦！一清早，当他们把自家的毛驴赶到滩上来时，会看到开阔的河滩上铺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的雁粪。太阳从河那边的沙坡上升起，河面上吹来阵阵暖和的晨风，雁的绒毛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金色的朝晖下，懒洋洋地在空中翻卷着、徜徉，随风飞扬，真是好看极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还带领社员到这滩上来积过雁粪，到了一九六○年，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拿起火铳来围剿这些候鸟，大雁在这一带也就绝迹了。偶尔，只能看到三两只失群的孤雁，惊慌失措地从头顶上“呷呷”地掠过。
“雁是义鸟，通人性哩！”老一辈人这么说。这话不假。
老一辈人还说，五月间，豌豆开花的时节，黄河里尺把长的大鲤子会在晚上蹦出水面，跳到岸上来偷吃豌豆花。吃饱了，又甩着尾巴扭着腰，蹦跳蹦跳跳回岸边，扑通一下扎进水里，绝对迷不了路的。“鱼是夜眼。要不，它在黄河的浑水里咋能看见小虫虫呢？”
那时候，沿河岸的生荒地上，种着一大片一大片豌豆，开出繁密的淡紫色和白色的小花。他还曾经夹着烂羊皮袄，和一群娃娃在深更半夜摸到河边，悄悄地钻进苇子丛里蹲下，想空手逮个金翅大鲤子。河湾的回流上映着朦胧的月色，苇子丛里蚊子搅成团，手在脸上一抹就是一手血。就这样，也灭不了小尕子们勃勃的兴致。虽然逮不到大鲤子，但想像鱼会和兔子一样在草滩上蹦跳，会脖子来，在豆棵下面吃豌豆花，就够引人入迷的了。这就是他几时的童话……
毛驴儿又打了个响鼻。他也和河水一样，耽于自己的回忆里。中年以后，他就好前思后想。现在，不用老贺提醒，他更是经常会带着一种莫名的怅惘回忆过去，经常会不论对什么事都发发感慨。这，大概就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他是一个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强的人，要有文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学问家。譬如，在他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仅当时的种种情景会历历在目，当时的气氛、味道，甚至一个微妙的眼色和一句含糊的话语，他都记得非常清晰，也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用脑子回忆，他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都像在重新经历一番过去的事。就说眼前吧，那河滩上传来的一股娃娃欢快的童音和毛驴儿的嚎叫，不就完全像现实中一样朗朗入耳，仿佛只要循声而往就会闯进一场激烈的驴仗当中去么？那豌豆花的清香，那在河面上蹦啊跳的鲤鱼的腥气，不就飘浮在这，一阵阵略带凉意的晚风中么？
他是黄河边上长大的。小时候在黄河的水湾里耍水，大了一点就在岸边放驴、摸鱼、打柳拐子。他的田就在黄河滩上，河水的咆哮伴着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河水曾载着他仓皇出逃，黄河水又送他欣然而归。但是，他真正热爱黄河，对黄河产生一种出于理性的自豪感，却来自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尤小舟。
一九五九年秋天，还当县委书记的贺立德，把县上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交给他这个大队监督劳动。贺立德告诉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悲观情绪，妄图推翻“三面红旗”，所以要把他放到农村隔离起来。“这可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队在政治上很强，我就把他交给你。你要跟看地富一样，看好、管好。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又说，这个家伙顽固得很，大会小会批下来还不认罪，注意别让他跑出去告状。
其实，那时的他，并不像贺立德说的“政治上很强”。一个穷乡僻壤的基层干部，比庄户人高明不了多少。他只知道除了地、富、反以外还有右派，那是“别人说好，他偏说坏”的“妖怪”，对还没有向县团级以下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全然无知。只道听途说有一个叫彭德怀的元帅，在南方的一个啥山上立下寨子，纠集了一伙伙人反对毛主席。元帅，还了得！那不定有多少兵马，但还是让毛主席打败了。现时，彭德怀的败兵游勇还在全国乱窜。这不，咱们县就有这么一个。他以为这个被打得丢盔弃甲的强盗一定是个獐头鼠目、面目可憎的家伙。收拾这种白鼻梁小丑，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但等县上的政治干事带着贺立德的条子，领着这个从山寨逃出来的流寇向他报到时，他一看，惊奇之余，倒有些失望了。
“就是他么？”
“可不就是他呗！”政治干事是东北人，凑到他耳边说，“贺书记说了，给他派个重活。马号、仓库、嘎儿吗什的，别让他去……”
尤小舟那时刚三十岁，个子不高，但体态端重；清秀的面孔，皮肤黄白。鼻梁上没有涂着白斑，却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布制服，虽然背着行李走了三十多里路，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跟贺立德一样，也是大口袋里揣着笔记本，小口袋上插着金星笔。整个看起来是一副落难书生的模样。因为没有让他坐，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一边用新奇而疲倦的眼光打量着地主王海家的北房改成的大队办公室，一边用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条手帕斯斯文文地擦脸上的汗。
“嗯，”他端着威严的架势，坐在王海留下的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沉吟着。对于自己能凌驾于这种穿干部服的、肚子里有文墨的读书人之上，心里乐滋滋的，而与此同时，耳边却响起了秦腔里那种清官常念的道白：“本府看你非行凶作歹之徒。有何冤情，与本府细细诉来。”
遗憾的是，他虽然入了党，当了社干，但小时候在庄子上听老一辈人说的书和在集上看的大戏，一直影响着他对是非的判断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
“嗯，你原来是干啥的？”他终于问道。
尤小舟没有回答，带着倔强的神气垂下眼皮，政治干事说：“他么，就是县委副书记呀！”
“啊，我到县上咋没见过？”他的天才就表现在这里：他并不惊愕。他听说过五七年的那阵子，好些大官也犯了错误，一个县委副书记算得了什么，他是用一种主管人的口气问这话的，好像县上的干部都应该让他过目一样。
“他关系刚转来，还没上任哩。你看，放着好好的一个副书记不当……副书记哩，离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啧！”政治干事不无惋惜地说。
“那么，他咋成了‘右倾’的？”他本来想问问什么是“右倾”，对“右倾”是什么政策，但觉得这样反露出自己的无知，一转念，换了一个问题。
“嘿！好好的，在地委的一次会上发了一通言，说啥现在的粮食征购数字偏高了，叫农民去炼钢铁，粮食都烂到地里了……像似别人不知道，就他能！”
哦，原来是这么回子事！
从五七年反右，尤其是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庄户人对开会的态度是既认真又不认真。说认真，是他们把各式各样的会都当成一种庄严的仪式，一个个正襟危坐，仄耳恭听，跟着喊口号；要叫自己发言，事先都在上面的指导下做好准备；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不认真，是他们从那时开始就不认为会上是说真情话的场合，谁说了真话谁倒霉。所以，除了评工分的会，其他一切的会他们都抱着与上无争的态度。
“嗐！”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样的话，能在会上说么？你呀，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他不无自夸地说，“去年大炼钢铁那阵子，粮食撂在地里，我心那个疼呀，可我就不跑到会上说，悄悄组织一帮人逮空抢回来就行了呗。钓鱼不在急水滩。在会上说啥？说了上面也不会给你个好果果吃。叫深翻土地，啥尺二啦、丈八啦。把阴土都翻上来了，能种地？我不管，我还是干我的。可我也不会跑到公社的会上说：‘别深翻呀！深翻了糟蹋地呀！’说啥？在会上说熊也不管！现在咋样，要不是我那么干，魏家桥的社员吃屎都拣不到热的。你呀，”他摇摇头，嘲笑尤小舟，“看，现时落到这个地步：放着宽敞的办公室不坐，让人押到这儿来了。唉！真是，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不过，吃一亏长一智嘛。先劳动劳动，在乡下吸点新鲜空气；天上下雨地上滑，哪儿跌倒哪儿爬。以后，县委书记当不成了，咱有学问，怕啥？还不能教个娃娃啥的？人嘛，药材店里的抹台布——甜酸苦辣样样都得沾点。你呢，也别想不开……”
奇怪，贺立德也没有向他交代政策，只叫他管严管紧，可是真要由着他自己的兴致胡扯，倒往往能扯到点子上。他就这样胡扯了一顿饭的工夫，政治干事听得咧着嘴直笑，尤小舟也收起了犟头犟脑的神情，看着他似有所思。
“好吧，”他摹仿贺立德的动作，手在那张破桌上一拍。“我先带你去住下。”于是，他按原定计划，把尤小舟安顿在老贫农——他三叔魏老汉家里，临时决定让魏老汉教他积肥——这可是个轻省活。
临出门，他回头又看了这斯斯文文的、“非行凶作歹之徒”一眼。没料到，尤小舟对他鞠了一躬，用陕北口音温和地说了声：
“谢谢！”
这一来，倒闹得他涨红了脸，他支支吾吾地走出门。
他三叔魏老汉追了出来。
“天贵，我……咋对他呢？”
“咋对他？不是原来说好的么？”
“不说来的是个坏家伙么？”他三叔仿佛也有点怀疑，不过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接着又说，“那么……我咋给他吃呢？”
他三叔是当时食堂的炊事员，不得不问这个。
“咋给他吃，大伙吃啥他吃啥不就完了。”他说：“隔三下五的，也单另给他做点好的，人家原来是县委副书记，跟贺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子哩。贺书记的条子上说，他还有工资哩，他会谢谢你的。”他把重音放在“谢谢”两个字上。
他顺着庄子边上的小渠走了。一路上他边想边笑：“谢谢！”这家伙真有意思！还会说“谢谢”，这可是个文明词儿。他活了三十多岁没听人跟他说声“谢谢”，他觉得这个词就像集上卖的杏干，越嚼越出味道。
不久，他领着他们队的民工上渠去了。黄灌区的引水渠年年都得清两次淤，春天准备春灌，秋天准备冬灌。在渠上，附近社队的民工都集中住在一个工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初步暴露出来了，他们魏家桥在高征购以后还多少留下点粮食，而其他队的食堂却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离家近的民工纷纷跑回家去，而带回来的全是糠菜饼子——这还是去年存下来准备喂猪的饲料。于是他想起了他们庄子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清淤完了工，他回到家就急急忙忙打发他上小学的大儿子去请他三叔。
“咋的个？那个犯错误的县长这些天咋样？”
“唔，他嘛，干活，倒是肯下力；吃呢，给他吃啥就吃啥。”他三叔吧咂着烟袋锅，思忖着说，“他就是一天到黑不说话，好像有一脑门子官司。吃完饭，就捧着书本、本子，光出神神不言喘……哎！他还有个怪事，每天一清早，天还没大亮，就往河沿上跑，也不知他干啥去。”
“别不是想跑吧？”他想起了贺立德的嘱咐。
“不像。每天他还回来，再说，河边的羊皮筏子也收
